梁江指出，人的本质对象化为文化，文化的本质表现于其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所展现文化的时代内容，是变动不居的，时代性是变动不居的，不断流动的，但是民族内容则以其相对稳定的特色去给时代内容、给时代的变化提供一个依托，提供一个积淀，这样文化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俱新，在概念上需要有明晰的认知。文化的时代属性也离不开民族属性，民族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范围。中国曾经在面临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民族性就提到非常敏感、前沿的位置。

随后，梁江追述了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对于现代性，应该从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从社会学、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理解。但从思想文化方面理解时，经常把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混为一谈，这样导致了概念混乱，包括后现代主义概念。因此，梁江建议将社会组织的现代性与思想意识的现代性区分。他认为，美术界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讨论，种种争论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因此有必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李昌菊的发言是以新时期1979—2009中国油画的民族性为题目，她认为作为外来美术样式的油画，已经成为今日中国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经几代油画家的时间后，现在的中国油画已经出不少的民族特性。

李昌菊认为，主体形象所呈现的本民族精神特质，在不少表现以现实中的人为主的作品中，不仅感受到人物的生存状态、境遇、同时还解读出主体的精神气质，民族性质，画家不仅只是描绘着对象的外形特征，也在凸显着画中人物的精神品质与性格特征。这些民族性格包括：勤劳、勇敢、乐观，他们其实是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对内在性格特质的揭示，较之于直观可见的外在形貌差异，能够深刻呈现本民族情感、心灵等精神性特点，构成了中国油画的民族特性之一。

《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在发言中认为，民族性离不开中国立场、中国眼光、中国的态度。今天讨论民族性时，和以往相比应该更从容一些，视野应该更宽阔一些，强调包容而不是对立，强调发展而不是仅仅固守民族的传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综合体，不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体，而且少数民族也是民族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李一认为，过去强调民族性，往往把中国传统东西和西方绘画对立起来，西方画种在中国生根开花，成了中国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没有必要再强调这种对立了。20世纪以来一百年的奋斗，也是传统，新传统，20世纪新传统。新传统里包含着中国画家学习外来的艺术的成果。

李一认为，今天要强调发展、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虽然强调传统和民族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中国美术的创作格局和中国古代已经大不一样了，画种比过去丰富很多。民族性要强调发展，应从开放、包容和自信的中国来谈民族性，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广东画院麦荔红发言的题目是《文化线索与选择——鲁迅、徐梵澄与新兴木刻运动》。麦荔红认为，“汉唐气魄”代表着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与胸襟，那么，“拿来主义”就代表着现代文化先驱者的审慎理性和清醒头脑。在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中，鲁迅以“拿来主义”的科学态度，期待着异域文化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启发和补益作用。在新兴木刻运动中，鲁迅、徐梵澄以独到的眼光对西方版画进行了选择，就西方版画对人的精神的引导、熏陶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一种建立在民族立场上的文化选择，以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目标。从鲁迅、徐梵澄等“五四”一代人起，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几代知识精英均面临着这样的文化选择，其思考虽因时代而异，但都以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作为根本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