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是艺术学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并着重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研究艺术的社会生产、消费、传播等活动的过程和规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出版了一批艺术社会学着作，代表了新时期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新世纪以来，我国艺术社会学研究关注的议题，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一、重建艺术社会学的反思。本世纪初，有学者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口号后，如何在消除庸俗社会学影响的同时，切实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社会学学科体系，已成为近年来艺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普文在《超越实验》一书中提出，所谓重建，就是要重新梳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社会学建立在新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之上。周平远的《从文艺社会学看中国文论30年》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应该坚持“辩证综合”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设一种具有“多维论”性质的现代文艺社会学。刘金龙《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多维度审视》则通过分析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探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维度。我本人也写作了《毛泽东艺术社会学思想的当下意义》一书，认为重建艺术社会学，并非回到庸俗社会学的老路，而是应该重新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探讨艺术自律与社会他律的关系。

二、艺术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从8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艺术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动向。这是否意味着将文化社会学作为今后艺术社会学的发展前景呢？姚文放在论文《文艺社会学的搁置与重建》中指出，文艺社会学不可能完全消融在文化社会学之中，它终究要寻找自己的路且任重而道远。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明确提出，只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

三、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新世纪伊始，中国当代艺术从“文化学”向“社会学”转型。2005年，学界召开“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研讨会，曾引起一定反响。鲁虹主编的《艺术与社会：26位着名批评家纵谈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向》一书，收录了这次会议的论文。此后，孙振华、鲁虹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杨斌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意味着什么？》、李公明的《当代艺术与社会运动》等文章，继续探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对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拓展意义。既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又为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研究方法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为重建艺术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艺术观念。

四、当代形态的艺术社会学构想。重建艺术社会学的反思，促使一些学者深入思考当代形态的艺术社会学构想。学者陶东风提出，新兴的文化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模式，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他认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方法。张晓刚的专着《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认为，以文本为中心的艺术社会学和以艺术社会机制为研究重点的艺术社会学，对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五、艺术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系、艺术产品的大众化、艺术的商品化、艺术文化产业、艺术消费、网络时代的艺术等在当代艺术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例如，王杰昌的《关于网络时代文艺社会学的思考》、闫峻的《析波普艺术中的社会学现象》、玉苗的《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民歌新唱”》等文章，堪称应用性研究的代表作。

新世纪以来艺术社会学研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与薄弱环节。例如：艺术社会学的学科研究亟待加强，鲜见新出版的艺术社会学专着；高质量的艺术社会学专题论文也比较少见；艺术社会学的门类研究缺乏新的进展；出现以文化研究代替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倾向。因此，充分认识艺术社会学作为研究艺术的一种基本方法和基本视角的重要学科意义，切实加强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应当成为当前艺术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重视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同时，还要结合当下的艺术生产实践，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加强经验的、实证的艺术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