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院校能不能培养大师？已经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也有人坚持这是大学的责任。我的观点属于后者。艺术院校能不能培养大师，这个提法似乎不太准确。大学在社会整体构架中的功能是教育，是人才培养。既乎如此，培养大师——艺术领域里最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责无旁贷就是大学的责任。诚然，世界艺术史上有很多大师没有经过艺术院校训练(当然经过艺术院校训练后来成为大师的也是代不乏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教育、人才培养职能部门，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培养大师不是大学的责任。由此对不能培养最高专业水准人才的大学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等一切安之若素，毫无反省之心。

在近代专业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以前，大师可能都是师徒相授的作坊式职业训练培育的，也可能是学无师授，高智慧的人完全靠自学和自我摸索而探骊得珠，掌握了艺术深层规律，以至在艺术上登峰造极开宗立派。但是有了专业教育机构之后，如果多数的大师产生都与专业艺术教育无关，那说明——这些教育一定有问题。

要寻找大学、艺术院校为什么培养不了大师，有一个思路也许有助于我们拨开重重迷雾。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只要我们分析一下怎样才算得上大师、大师有什么特点、他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再盘点一下我们的艺术教育，我们给学生提供了什么，在需求和提供之间，存在哪些错位、缺失，那么我们就不难找到问题症结所在了。

什么样的人才算大师？大师应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大师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三条：一是高超的技术。技术上的简单或低水准，跟高水平的艺术或大师无缘。二是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其实就是独创性，你的高超的技术必须是原创的而不是抄袭的。三是能够为大家所共享。实际上是指你的具有高超技术的独创性没有偏离基于人类理性和长期审美实践形成的审美共同性，不是脱离人类审美规律的闭门臆造。

如上所述，大师应该具有的特质，第一是技术水平高超。有高超的技术不一定是大师，但大师必须具有高超的技术。第二，所谓大师，必须是原创的艺术技术、方法、样式的创造者，而不是已有高超技术的模仿者、承继者。第三，大师的高超艺技、独创性既是充分个性化的，又是和规律相吻合的，包含普遍共性，具有普适意义。在此基础上，它在行业内外，形成广泛影响，为社会广泛接受。

那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给学生提供了什么呢？

一是高超的技术。不同艺术院校水准不同，但理念都是一致的，要给学生最好的技术。所以，从功能设定上第一条基本没问题。

二是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一条很缺乏。总体来说我们目前的艺术教育基本上是技术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培育学生独创性的探索性教学环节很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从未经历“海洋经济”的自由竞争，长期的内陆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型的，一向靠天吃饭，经验、传统成为整个民族、社会生存延续的最重要的“软支撑”。因而在文化艺术上相应地形成了封闭、保守的观念，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小心翼翼恪守传统，小步履的“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成为横贯整个中国艺术历史的几乎“固化”的思维定式。整个艺术教育体系也与此相应，缺乏鼓励原创性创造、革命性变革、颠覆性创新的思想及行动机制。有一句我们熟悉的口号影响、制约我们的文化艺术发展半个多世纪，我们一直没有察觉，那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我们在文化创造方面能力还很弱的时候，古代的“翻新”一下，外国的“改造”一下，为我所用，丰富新中国文化艺术，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其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与艺术仅仅跟在古人屁股后，跟在洋人屁股后，古人没想过的就不想，外国人没弄过的就不弄，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时代、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工作者还仍孜孜不倦地做“古典艺术”的搬运工，“外来艺术”的搬运工，零敲碎打，修修补补，掰碎拆开，组合重装……显然已不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大国的美好愿景相适应。

这里我想说明：我绝无意否定“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我认为“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是延续古代文化艺术的一种方式，它的功能是使我们原有文化艺术样式不失传，每个时代能翻新、延续。但培养大师，建设一流文化大国，靠的不是吃老本，不是改装古代(中国的和外国的)经典，而是要原创——创造既有高超技术，又充分个性化，同时又符合全人类审美共性的、能为世界认可的新技术、新艺术、新样式。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不够的。“古为今用”——我们祖宗创下的家业我们自己继承，这是应该的。“洋为中用”——如果学一点为我所用当然可以。如果一味学习，全套搬进，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一句话，在我们的文化观念、文化政策、艺术教育理念、教学内容设计上，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作为主流思想观念来定位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高等艺术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大师的。因为你已经设定路径，把他通向大师——一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门户给堵死了。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坚守传统，强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这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强国的目标其实是“南辕北辙”，以此理念培养大师，无异缘木求鱼。要培养大师，思维要反过来，倡导“在不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在反传统基础上创新”。有可能一百个学生反传统，九十九个都反错了，有一个反对了，他就是大师。他颠覆了传统——已有的技术、艺术样式，但吻合了大众审美期待，创造了潜在规律支撑下的新样式，大师因此就诞生了。实际上西方现代科技突飞猛进，都是在无数个探索者奉献牺牲，最后促成一个科学大师创造成功，由此而创造改变人类生活的奇迹的。西方现代艺术无数流派，也是在这样屡仆屡起的探索中，最后成就其色彩斑斓、流派纷争的现代艺术史。一代代大师都是在颠覆、背叛、建构、征服中崛起。这样的理念、艺术教育环境、机制、在我们中国是极其缺乏的。所以回顾过去60多年，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等等各领域，开宗立派的大师罕见！现在我们津津乐道的大师，都是明日黄花——民国版，其原因可能盖出于此吧！

我们现在的大学艺术教育，基本上就是教学生怎么照搬古人、改造古人，或怎么照搬外国人、改造外国人，原创的概念基本上很少，艺术学校就难培养出大师了。“照搬”有一个美丽的理论外衣，那就是似乎很爱国、实际上很误国的“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实际上是变相的模仿)。这是阻碍我们中华民族重新换发创造力、创造世界一流文化、跻身世界文化引领国家行列的最大障碍。而且它属于是集体性“民族记忆”，几乎是盘踞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你要改变他，很多人会跟你拼命的。所以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致命伤。中国人在科技文化创造上能不能最终超越西方，成为世界文明创造的引领者，迎来东方文明全球化的新时代，关键看中国人能否实现“自我扬弃”，消除民族集体性“创新心理障碍”。

模仿的教育不中止，大学艺术学院不可能培养出大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