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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贾谊

徐建融/文
2014年12月02日 10:31:33  来源:中国书画收藏频道

“千里”,指韩愈《杂说》中的“千里马说”,“贾谊”,指苏轼的《贾谊论》。

“千里马说”,说的是伯乐和马,其实是说社会和个人,居庙堂之高的治人的劳心者和处江湖之远的治于人的劳力者。少年时读“千里马说”,好像说到了自己的心里去,觉得非常解气。满腹经纶,一身本事,却得不到重用,没有人赏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沉沦泥埃,“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汗血盐车,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伯乐,拔我于泥潭,使我“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可是,“世无伯乐”,我只能“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孤愤啊!郁闷啊!失意啊!不得志啊!埋没人才啊!都是你们害的!都是这个不公的社会害的!

当时虽然也读到了《贾谊论》,但一点感觉也没有,仅有的一点感觉,也是贾谊的怀才不遇,是因为世无伯乐害的!完全违背了苏轼的本意。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有人赏识我,使一身本领的我从书画的爱好者提携成为了书协的会员,成了书画的专家,我的不满就能平息了吗?就对“世有伯乐”的社会感恩了吗?大概最多半年,半年之后,又是不满,又是感愤,因为我这时的目标已不是会员,而是书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就像渔夫的老婆,又像《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安排人给乾隆唱的一首歌。凡是自以为本领很大的人,一定欲望的诉求很高,所以他是永远生活在不满足中,生活在抱怨别人、抱怨社会中的。文艺不同于武力,路遥可以知马力,分别出马是否真正的千里。路遥却不可以知文境,把字写得美,美就是水平高、境界高,是千里马;把字写得丑,丑是更美,大美若丑,更美就是水平更高、境界更高,更是千里马。所以,在文艺界,每一匹马都可以是千里马,所以也一定都认为自己是千里马,而别人不是。获得了大奖、当上了主席的书家,可以认为自己是千里马,足以证明自己是千里马,没当上的别人则不是,而且,以自己的千里素质,应该获得更大的奖、当上更大的主席,而却没有获得、当上,所以“世无伯乐”,这个社会还是不公!没有获奖、没有当上主席的书家,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千里马,别人则不是,那些获了大奖、当了主席的书家,水平多差啊!所以“世无伯乐”,这个社会更是不公。总之,人人活在抱怨中。

我们之所以生如此颠倒梦想的挂碍心,都是韩愈的这篇“千里马说”害的,它支持了我们对自我的高度评价,支持了我们对世无伯乐社会不公的强烈抨击。

知命之后再读韩文,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此文不是针对作为“马”的个人而发的,而是针对作为“伯乐”的社会而发的,不是针对处江湖之远而治于人的劳力者发的,而是针对居庙堂之高而治人的劳心者发的。它不是“马”的镜子,“马”要想从中照出自己的方向,那一定是迷失。它是相马、用马“人”的镜子,“人”必须从中照出自己的方向,千万不要有眼无珠,埋没人才。

这个认识的转变是怎么来的呢?便是重新读了苏轼的《贾谊论》。论的是贾谊和汉文,其实也是说马和伯乐,还是个人与社会、处江湖之远治于人的劳力者和居庙堂之高治人的劳心者的关系问题。贾谊几乎可以说是够得上一匹“千里马”了,但卒不得重用,“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伯乐”吗?苏轼认为,汉文帝也够得上一位明君了,所以,问题不在汉文身上,而正在贾谊自己身上。“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一定要责备汉文,“然则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所以,韩文说千里,镜鉴的是相马、用马的“人”,“马”不宜用它来指责“世无伯乐”;而苏文论贾谊,镜鉴的是“马”,相马、用马的“人”不宜用它来指责“天下无马”。然而,我们却把它们反过来读了,“马”用韩文这面镜子来照“人”,“人”却不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人”用苏文这面镜子来照“马”,“马”却不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结果,“人”多抱怨“天下无马”——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未尝有过这类“人”的经历;而“马”则多抱怨“世无伯乐”——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并由我个人的体会而及于同类的天下“马”。

“人”而抱怨“天下无马”,如项羽、崇祯,但韩信这匹千里马,不是你项羽自己赶走的吗?袁崇焕这匹千里马,不是你崇祯自己杀死的吗?而“马”更抱怨“世无伯乐”,如李白、徐渭、我们。

由千里贾谊二文,都是从小就读的,几十年不辍,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读通。这个读“通”的“通”,讲的是把自己放进去读,一定要放准位置、立场。放错了位置、立场,开卷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一切有益,都是检讨自己,感恩社会;一切有害,都是指责别人,感愤社会。怎么才能放准位置呢?就是一定要有自责之心,也即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本领很小,不仅不是什么千里马,比贾谊也差得很远。抱着责人之心,永远认为自己本领大得不得了,永远是正确的,而别人都是不行的、错误的,那是永远放不准自己的位置的,无论读有字书还是无字书,结果便是开卷有害,无才反是德了。

“学问莫言我大于人,大于我者还多;境遇莫言我不如人,不如我者还众。”这句话,是明末的钟惺讲的,30多年前读到它,使我在“为学日增”中不断滋长起自大心理的迷雾中如见明灯,并立即联想起少年时学习过的雷锋语录:“工作上要向比自己好的人看齐,生活上要向比自己差的人看齐。”尤其是作为“马”而不是用马“人”、相马“人”的我辈,更应该把此语作为座右铭。

但钟惺虽然这样讲,他本人却并不是这样想,更不是这样做的,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把他列为“敢叛圣人之教”、“无耻之尤”、“贪腐而不孝”的“罪大恶极”仅次于李贽的第二人。人非善类,但言实在是良言啊!我们是不应该因人废言的,特别在今天,裸官们高唱“要热爱祖国,热爱党”,不少裸官并兼为贪官,他们作反腐报告时更斩钉截铁,要求“对腐败必须零容忍”。我们要把他们的裸官、财产公诸于世,甚至绳之于法,但“热爱祖国,热爱党”、“对腐败必须零容忍”之信誓旦旦,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在心的。

为什么非善类们会发至善言呢?这与我们读“千里说”、《贾谊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中的居庙堂之高者,认为“千里说”不是对他们说的,因此不存在“世无伯乐”的问题,而《贾谊论》是对他们说的,因此存在着“天下无马”的问题;我们中的处江湖之远者,认为“千里说”是对他们说的,因此存在着“世无伯乐”的问题,而《贾谊论》不是对他们说的,因此不存在“天下无马”的问题。同样,钟惺也好,裸官也好,贪官也好,那些至理的名言,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并要求别人去做的,而他们本人却不需要听,更不需要去做。

回到千里贾谊中来。撇开遇不遇不论,单论工作。“工作做好了,是员工们的功劳,工作没做好,是领导的责任”。这是“千里说”的中心思想,是讲给领导们听的,但我知道领导们一定不要听。不是讲给员工们听的,但我知道员工们一定非常要听。“工作做好了,是领导的英明,工作没做好,是员工的无能”。这是《贾谊论》的中心思想,是讲给员工们听的,但我知道员工们一定不要听;不是讲给领导们听的,但我知道领导们一定非常要听。于是,鞭策领导们提高领导水平的良言,变成了员工们抱怨领导水平不高的依据;而鞭策员工们提高工作水平的良言,又变成了领导们抱怨员工水平不高的依据。而且,双方都坚定地表示,只有自己得到了传统经典的真义。

读书读到觉得自己本领太大了,社会给予我的好处太少了,那一定是读反了。读书读到觉得自己本领太小了,社会给予我的好处太多了,那才是真正读通了。所以,作为一匹“马”,“人”是不是伯乐并不是它所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马”是不是千里也不是它所要考虑的问题,它所要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自己决不是千里,所以要不懈地向千里的目标刻苦努力。用韩愈的话说,便是:“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圣人所说:“不患人不知,患不人知。”也是同样的意思。但韩愈的这句话当场遭到他学生们的反驳:先生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不是业精而行成了吗?为什么跋前蹇后,动辄得咎,连一个书协理事也没混上,比你差得多的人可都当上了主席、副主席啊!韩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的本领比孟子、荀子小得多了,一切没有得到的好处,都是应该得不到的,“乃分之宜”;一切得到的好处,都是不应该得到的,“非其幸欤”?

(责任编辑:易笑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