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潘公凯艺术专栏  

中西绘画的差异作为整个东西方文明不同传统的组成部分，其存在发展的条件首先是地理上的隔绝。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和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同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而后又有希腊、罗马的兴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年，尼罗河中下游、两河流域、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等地区之间，已经有多民族迁徙和不断的文化交流。希腊文化正是在此种基础上的一次突进。希腊文化的繁荣虽历时不长，但却牢固奠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文艺复兴以后，文化中心由罗马渐移至巴黎，又扩散于欧美各国，这是一条线，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系统。在亚洲，印度与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然而，印度由于历史上的多次外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文化曾大量涌入，以至遥远的希腊罗马风格也曾给印度艺术以巨大影响，因而改变了印度文化的纯粹性。唯独中国，地处亚洲大陆的东部，又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环境。中原大陆与西方的联系，只有丝绸之路一线相通，交流有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国家，又是最迟脱离封建制的大国，中国封建制的充分发展，造成了经济的稳定和持久的文化繁荣。而后，中国的文化又影响到日本和东南亚诸地，形成为东方文明的系统。两千多年来，这两条人类文明的大河沿着各自的途径流淌着，虽有许多支流交互，但在总体上始终泾渭分明。

希腊艺术的盛期适值中国的春秋战国。正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这同一个时代，地球西方与东方的代表民族都已彻底脱离了史前文化的原始性，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阶段。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各门艺术迅速走向成熟，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明显地呈现出东方民族的不同特色。《诗经》和《伊里亚特》都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倾向，前者就像中国的水墨画，洗炼、素淡，注重写意和抒情；后者酷似西方的油画，宏伟、浓丽，注重写实和叙事。两千多年的希腊，戏剧盛行，尤其是悲剧有极高的地位，并且已有重要的悲剧理论；而同时期的中国，音乐有极大的发展，《韶》乐曾使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并出现了《乐记》这样的音乐专论。而戏剧和音乐，正代表着不同的艺术倾向。在埃及和巴比伦的神庙、石门等建筑形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希腊神殿和陵墓，是一种沉重的体积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和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巨大的石块相联系的；而中国从西周时代就开始成的“翚飞式”建筑形制，则是一种木质的框架结构，配上四角翻飞的屋顶，便更增加了高扬的运动感。埃及与巴比伦的浮雕完全渗透着体积的观念，而中国汉代画像砖则完全是平面的观念，漆器和丝绸上细密的线形图案就更不用说了。这类审美倾向上的差异，最初是由不同地域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同物质条件造成的由不同的民族性格造成的，在数千年的文化史中得到逐步的发展演化，而形成为东西艺术的不同表现。

孔丘、庄周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都是同时代的伟大人物。但希腊的哲学家在一开始就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美的，将美看成是一种基于数量关系的节奏和谐。希腊艺术所注意的，是比例、对称、均衡、节奏、完整、对比统一等形式规律，并企图从数学的角度研究美，用几何的概念研究构图，精密计算“黄金率”。这种用科学的眼光从形式上研究美的倾向一直在西方绘画传统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后来的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构图学等等，都是这一基本倾向的发展。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对西方艺术的巨大冲击，就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冲击一样，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两千多年来的西方雕塑与绘画，与理性的探索、自然科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现代最荒诞的艺术流派，也是以精神病理学等最新科学成果为理论根据的。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艺术的社会功用，注意到美与善的关系，但他们的基础都是模仿说，即通过生活中善与恶的模仿和评价而达到教育的作用。而模仿的前提是真，是似，仍然归结到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在模仿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典型化理论，使人们能够通过艺术更深刻地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本质，以达到更有效的教育作用。所以，真实地再现生活和科学地探讨形式美规律，是西方艺术的两条基本原则。而在中国，对艺术和美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是同伦理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美接近于真；在中国，美则接近于善。中国文艺理论中美与善的紧密联系，是通过两方面的途径得以实现的：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认识作用，使人认识到生活中的善恶，所谓“明镜所以察形”，“图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这种对艺术社会功用的理解，是与西方哲学家理解相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艺术的抒情寄性，怡情养性作用，在艺术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陶冶感情，修炼人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谓“乐者，德之华”，“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将艺术看成是道德人格的外化。这种认识，在中国艺术理论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艺术是人的道德精神的憩息。艺术作品既是这种道德精神的自然流露，有在其创作和鉴赏的过程中实现着道德精神的升华，这种循环往复的“游于艺”的活动，最终导向人类精神的自我完成。西方美学中，艺术主要是通过对生活的认识而教人为善；在中国美学中，艺术则主要依靠精神的升华而直接导致善。因而西方绘画，更多地具有写实、再现的意义；中国绘画，则更多地具有象征、表现的意义。西方绘画接近于戏剧与小说，而中国绘画则接近于音乐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