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书店，任何领域的杂志都以(行业)人物和设计作为封面，只有文学杂志从来没以作家作为封面来推崇一个作家，所以我希望我的杂志以一个作家或是创作者作为封面。为什么作家不能跟其他领域的人旗鼓相当呢？”这样的领悟让初安民做起了《印刻文学生活志》(以下简称“印刻”)。7月6日，《印刻》总编辑初安民应邀来到广州方所，主讲“编辑部的故事”。主持人欧宁介绍说，这是初安民首次在大陆进行公开演讲。

文学的黄金年代在“解严”后瓦解了

“台湾文学杂志没有在体制内经营的，也就是没有源源不断的资源来供养，必须要跟其他八卦的、大众的杂志竞争。”初安民围绕台湾文学杂志和背后的文学历程开讲。2003年创办《印刻》之前，他在《联合文学》做了十几年总编辑。他笑言，讲座公告板上的照片是《印刻》创立之初的自己，“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学杂志把我变成什么样子”。“国民党成立 一 百 多 年了，对文学始终是不理解的，把文学当工具和文宣产品，所以败退到台湾是有理由的”，初安民谈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土文 学”崛起时说。初安民回忆说，“戒严”年代，他大二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收到了好几百封来信。“那样的黄金时代，在‘解严’之后全部瓦解了，整个文学变得异化，作家流离失所。只有一小撮人坚持文学。”

《印刻》十年：骄傲的是没登那些坏稿

到今年8月，《印刻》就十周岁了，初安民粗算了一下，大概登了2000万字的内容。对这样的成果，他却说觉得惭愧，“究竟这十年，台湾有什么好作家出现呢？冷静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好作品，只是处在一个过得去的状态而已。”他引以为荣的是，“台湾也有类似郭敬明的作家，我是谨慎地毙掉了，即便他对我的杂志销路很有用。凡是登过的作品，我回家是睡得着觉。我骄傲的是我没做那些坏事。”初安民说，《印刻》像签约明星一样签约作家。而对于台湾文学杂志类似“跑马圈地”的行为，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我诚实地跟你报告，确实有圈地之虞。这个世界的任何行业（都）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诱惑，如何抗拒诱惑，不自立门派？这个过程中，难免会被人说你们变成一个圈圈。如果有一个圈圈的话，我希望圈圈是无形的，可以把好的作品圈进去。只能用更大的圈圈避免小的圈圈。”

初安民对南都记者说，“下一个十年，我是很焦虑的，只有模糊的几个概念，时代在变，循着这个脉络做些调整。回台湾后，我可能要躲在一个地方仔细想想未来该怎么走。”《印刻》杂志创刊时，“朱天文卖了三万本，第二期开始降到两万五，到现在（发行量）是10000到9000本，印数是16000本。”

《文讯》：台湾并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

上个月，台湾老牌文学杂志《文讯》发起了为杂志筹款的拍卖，王鼎钧、余光中等名家纷纷支持。对此，初安民说，从一个年轻杂志负责人的角度出发，“不能做没有意义的臆测和主观的想象”，“台湾‘解严’前若干年，长期生存的杂志多少会受到政党支持和关心。时代变了，当初丰厚的资源不再来了，要赤裸裸地面对现实，这就是今天的《文讯》。”那么多作家出手相助《文讯》，初安民认为，台湾并没有那么强的凝聚力。在2000年政党轮替、《文讯》面临危机之时，初安民也曾挂名出任“台湾文学基金会”理事，“略知一二”，他说，对于文学杂志的生存，他最初和最后的宗旨都是，“绝不求饶，绝不博取别人的同情来资助我的杂志成长，必须要出自我的读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