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一次偶然的上网查阅，发现《河岸》竟有几十万个条目，还在香港得了文学大奖。因好奇，点开一些条目抽样观看，一片叫好。然而，让人惊诧不解的是，所有这些条目，一律只是引用了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写在《河岸》封底分别为二十四字和七十八字的“荐语”。这几行荐语似乎成了这书被叫好、被授奖的所有理由。就在不久前，这书还乘胜追击，继而勇夺国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就为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美国汉学家的两段荐语，便能引起了如此水涨船高的连锁反应？如果是的话，那真是中国文坛莫大的悲哀。我们到底是在读这几行文字中的内容、读文字中传达的审美力、判断力，还是在读文字后的“美国小说家”和“哈佛大学教授”？是在读他们写的推荐还是在读写推荐的他们？他们说好说坏对我们就这么重要？我们自己的鉴赏、自己的判断呢？我们自己的自信、自己的骄傲呢？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因为我们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们善于察言观色、善于借用别人的头脑。似又应了那句形象精彩的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能吠就好，能跟着吠就好，吠得比它犬响就好，甚至不关心那吠形的一犬到底看到了什么。不妨看看这两段荐语。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的外衣，任性而优雅。

小说家（美）约翰×厄普代克

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哈佛大学教授 王德威

“病态的狂想曲”、“漆黑的外套”、“任性而优雅”、“不能承受之轻”、“骨子里就掏空了的”――这些话，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滑进滑出、是褒是贬，是批评还是赞扬，难说，怎么理解都行。至于“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如此的泛泛而谈，不看都行，何况还只是“之一”。

如今，太多名人受到太多撰写数十字荐语的邀请。这样的文字中，太多言不由衷、人情世故、逢场作戏。不说这些文字概不可信，只说这些文字可信度不高，很难当真。

很抱歉，我们根本没兴趣也没精力去研究约翰×厄普代克和王德威到底说了什么。他们说什么、想怎么说，是他们的权力；不管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代表的都只能是他们自己。他们真要诚意觉得此书已好到得奖程度，那么，完全可以认认真真地评上一评，而不是仅写几十字。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于我们，重要的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算是上帝，错了也就是错了。不会又有人说《河岸》是先锋派代表作吧？希望不会。为一部四不象的作品叫好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称之为先锋派。我们都被叫怕了，叫得提心吊胆、杯弓蛇影、老觉得“狼来了”。

因土壤的不同、空气的不同、种气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因思维习惯、表达习惯的不同，中国很难摹仿出像样的西方先锋作品。何况，摹仿出的作品到底也不过是赝品。不管什么派什么主义，文学，归根结底需要的是传递感觉，是靠传递出的感觉而被评判优劣的。西方先锋作品谢绝繁复、谢绝附疣悬赘的简约、明快、直接了当的表达特点，不是不能传递感觉，而是更集中更强烈地传递感觉。《河岸》的问题恰恰是缺少感觉。

再说几句余华和他的《兄弟》。

已有太多人太多文章谈过这本书。称为“群起而攻之”也不为过。如此“群起”绝非偶然，可说是种忍无可忍的积累。这书激起的是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咄咄逼人、张牙舞爪的先锋派的集体反弹。长期来，先锋作家评论家们的嚷嚷统治着中国文坛。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很有才，但是，一来他们的才能发挥还不成熟，二来，他们的才能本身就是片面的、局限的、极端的。而正因如此，他们的囔嚷特别尖利、霸道。这些人中，余华算是最成功的。因太成功，这位先锋英雄雄心勃勃，想要扩大战绩，想统吃，想对中国文学舞台进行全盘占领。于是，他漏馅了。他向现实主义写作进军的大作《兄弟》，让人震惊地、不敢相信地看到，原来他是如此的浅显、粗俗，不管写作能力还是对人、对事的理解、认识、感悟能力以及抽象、概括能力，都足已让略通现实主义写作的人对之投以轻蔑一瞥。先锋派写作可以蒙人、可以护短、可以天花乱坠无凭无据地自我解释自我吹嘘，可以云山雾罩地把人说得云里雾里，可以因自己的不懂不通而把人说得不懂不通，但现实主义不行，现实主义写作纵有再多有待改进，有一点却很过硬：不管是谁，只要沾上，其才能高低，便一目了然。现实主义写作是有切实对照物的，是可被切实对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