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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民与冯骥才共同追忆巴金

2011年09月06日 09:05: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8月31日,在一场为巴金《再思录》再版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周立民与作家冯骥才共同追忆起这位文学巨匠。

“巴金的晚年时期,是他最忧郁、痛苦的阶段。这与公众对他的印象恰恰相反,巴金内心的孤独,一直伴随他离世。”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

“现在这个社会很浮燥,浮躁源于官商文化,它们搅得我们日夜不宁。我们该把这些放到一边,谈谈巴金,心就静了下来。”冯骥才笑称自己是“文革后”作家,而对于他们这一批作家来说,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就像是《圣经》。“它们体现着一个作者的良知,那是最神圣的”。

周立民提到:“巴金认为,尽管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但也可以有圣徒的光辉。他早期的创作环境是面临战争的炮弹的,用巴金的话说,我今天活着,明天都不知道是不是像被炸掉的死尸一样栽在地上。然而在这种连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巴金仍背着刊物的校样,从广州到桂林,从桂林到重庆,他只为读者能看到书。”

触动周立民的不光是巴金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他对后辈的无私提携,也让许多人难忘。在巴金故居整理文献档案时,周立民发现了不少青年作家的文稿,而这些文稿几乎每页都有被巴金改过的痕迹。“我不知现在有多少知名作家愿意付出如此辛苦,去修改一个并不出名的年轻作家的文稿。”不光是巴金,在周立民看来,冰心、沈从文、曹禺等那一代人,尽管创作道路不同,性格不一样,但他们有共通的东西。比如,沈从文可以当掉自己的棉袍,替卞之琳出诗集,这在当下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冯骥才本人就曾受到巴金的提携。1979年,冯骥才根据“文革”时期女红卫兵将人打死的故事,创作了小说《铺花的歧路》。“巴金得知后,让我把小说寄去。那个时候没有复印稿,只有原稿,寄丢了就没了。好在顺利寄达。巴金看后便决定帮我出版。”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历史只属于历史,与现实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巴金、沈从文、曹禺、冰心等作家,只活在文学史中,同现代作家、当前的创作无关,许多人更愿意去关注国外的作家。”就此,周立民反问冯骥才:你觉得我们同他们是否还发生着关联?“巴金、冰心如果像老舍一样在‘文革’时就辞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有血有肉的‘五四’时期作家了。我在《随想录》里看到一篇名为《知识分子》的文章,巴金写到知识分子的苦,在他结婚时,甚至没有买一件家具。尽管知识分子苦,但巴金说,他们不曾出卖自己的灵魂。”冯骥才说。在他看来,巴金这一代作家仍旧在影响着当下的写作者:“巴金走了,但他把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它在我们灵魂深处发生作用。如果说知识分子还在,是在说,知识分子的灵魂还在。”

提及巴金的知识分子灵魂,就避不开他坚持了一辈子的“讲真话”。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佳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巴金的《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围绕着“讲真话”。然而他不是指责别人讲了什么,他会说自己讲过假话、套话,觉得对不住读者。冯骥才认为:“‘讲真话’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需要的。而且我们现在讲话的环境比从前宽松。像‘文革’后,巴金提‘讲真话’三个字就使一些人发抖,因为在‘文革’时,一句真话可能丧命,怎么敢讲真话呢?”

而现在,“讲真话”于我们来说更体现在“敬畏”二字上。“尽管许多人认为,我们似乎不懂得如何‘敬畏’生活了。然而,之所以故宫、红十字会在近日会引发网民的尖锐议论,正是因为人们仍然渴望‘敬畏’的存在。”冯骥才相信,心中有敬畏,才能有良知,讲真话。巴金老人一生都在强调自己的“普通”。他曾在《随想录》中写道: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但如今,人们却仍旧在追随着他的思想。“当下文坛,缺少巴金这样的文学脊梁。”冯骥才如是说。
 

(责任编辑:林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