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是以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拉开历史大幕的，它承载着“五四”的启蒙精神，对“五四”启蒙精神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一个整体性的解放规划，包括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是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中解脱出来。这种精神及其现代性诉求是否存在于“红色经典”及其再生产？

被作为“红色经典”改编的那些作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主要是“十七年文学”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学”是对革命史和共和国想象的文学书写，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作为对激情澎湃的时代的艺术反映，“十七年文学”尽管缺失独立意识，存在着简单化、理想化、程式化弊端，但它契合特定时代机缘的出场，建构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坛上罕见的新异景观。这些作品作为一种革命话语和人民话语，以极具特色的激情言说，浓郁的爱国情结和英雄气息，承载着革命史叙述和共和国想象的重任，张扬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内涵；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话语，担当了几代人的生活想象、青春憧憬和成长希望，它以独特的精神、情感和传奇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呼唤，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对“新人”的塑造。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它聚焦了特定的历史观念、时代精神、审美风尚以及个人经验和记忆。这些作品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对它的评价要放在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中，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价值体系造就了其“神圣化”模式。

把“红色经典”放在新文学体系中解读，可以发现“人民”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主导词。“人民”作为文学中的“新人”，同样和新文学肇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人”有关联，当时在“救亡”思潮占据主导的境遇下，对人的呼唤偏重于思想解放，不仅对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传统的人”也偏于批判和解构。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革命文学的产生是革命向文学发出召唤的结果，起初是《新青年》号召文学运动与实际社会运动结合，与此同时，郭沫若等人倡导把文学与革命“并列”，要求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1928年后期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凸显文学的阶级性，以切近“农工大众”，提出“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左翼文学的视野开始变得狭窄，阶级文学、人民文学逐渐排挤先前“人的文学”，在革命进程中“人民”被抽象出来压抑了“人”，随着“人的文学”的被边缘化，剩下的是阶级性的人——这是一种把“人民”极端抽象化的思潮。“人民文学”结合当时的文学实践，抗战期间，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知识分子参与到抗战的文化和文学运动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民”主体形象，试图想象和建构一种打破等级秩序的、制度的、精英的和“书本”传统的文学，这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股强有力的思潮。这种思潮影响到毛泽东的文艺观——“人民”作为历史的现实的文学主体的确立，昭示了一种新的“人民性”得以可能张扬的新空间。延续解放区文学的“人民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张扬，基于对新中国热爱的革命激情，新的文学开始书写新中国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人民”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信仰”，“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人民文学的主导和权威地位通过文艺政策、文艺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它的确立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是为了巩固文化领导权。

人民文学的发扬光大最终形成“红色经典”，作为这一革命进程的艺术反映，它的起点应早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发表，这体现在赵树理的一些文学创作中。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这种“媒介关系”说明现代文学内部的复杂性，在“超越者”与“被超越者”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张力关系。中国文学经过抗战阶段发展到新阶段，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新阶段。抗战中的文学实践，并不是民族主义所能概括和说明的，它的意义远超过了“民族主义意识觉醒”。通过全民动员参与民族解放，也锻造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民族的解放不仅带来了国家的独立，也带来了人民意识的觉醒。只是囿于战争的峻急和紧迫，当时文学并没有提供丰富的生动感人的感性主体形象，未能在审美自主性上完成文学的诉求，作为未竟的事业它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了发扬。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大众文化的流行，新阶层的崛起，“人民”的内涵变得模糊，走向前台的是“个人”——所谓的“成功人士”。这时，消费作为新中产阶级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开始了对“红色经典”的消费——多诉诸商业利益，此时它消解的是其中的“人民”概念，代之以“个人”的出场，甚至以个人的生理欲望、情感、观念来改写“人民”的内涵。具有经济合法性的新阶级开始按其文化想象和欲望修辞来论证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它通过对“人民”概念的消解和嘲弄，使“个人”获得一种至上性。如果说“人民文学”因凸显人民曾忽略个人的某些方面，而当下在欲望基础上凸显的“个人”同样是对人的扭曲和片面化。

从原初作品到改编，“红色经典”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并非一致。原初作品中的“人民”至高无上，其内涵是明确的；而在某些“红色经典”改编中，“人民”是弱化的，内涵是模糊的，结合语境可以看出“人民”成为“新大众”(新中产阶级)俯视的对象，视点的移易表征着权力的变更和价值的差异。这种差异既表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彰显出历史的进步，也显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价值的抵牾。但在裂隙中却有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生成——公共空间中公民意识的建构，这契合了中国崛起的文化表达。真正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人民”和“人”的统一，二者统一的新基点就是公民意识的建构。“红色经典”再生产的语境转换中显示出由“人民”到公民的迹象：公民意识生长的踪迹，关注民生注重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建设，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唯有把“红色经典”放到中华民族现代性建构的大历史视野中去理解，才可以发现它在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想象和建构，它在这方面的意义有待阐释。

“红色经典”虽有题材的特殊性，但在文学观上仍指涉现代性。而“红色经典”再生产也关乎主流文化试图重新“经典化”的努力，但这种“经典化”不应重新回到过去的语境，而是在开放结构中精神的再聚焦，这需要增加它的艺术含量、文化含量和历史的厚重感，而不是“注水”和消解崇高，这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