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得知南宋道家典籍《金华冲碧丹经秘旨》(以下简称《丹经》)中介绍了一套成系列的炼丹器，这些炼丹器分别配备不同形态的温度调节器，竟获得了意外的启发。

《丹经》中记录的炼丹器无疑在科学史上拥有不可轻估的地位。其中的温度调节器系列就颇为神奇，它们被刻意设计成不同形状、不同容量的盛水器，顶部是个敞口水盂(名为“水海”)，二者之间以密封水管相通。炼丹时，把容水器置于“鼎”即反应室内，在漫长的炭火加热过程中，随时通过水海添加温水，以此控制反应室内部的温度。

李约瑟敏锐地指出，《丹经》中出现的温度调节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炼丹界，而是被引入日常生活，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也是真实有效的作用。他所发现的例子是《北山酒经》中造酒母时所用的“追魂”瓶，并指出日本酿酒业也用类似的器皿控制酒曲的发酵过程。

《北山酒经》中的方法颇为简单，把一个一两升容量的瓶子内装满热水，密封之后安置在盛满热糜的大瓮瓮底，等到饭糜开始发酵，便立刻撤走。这一加速发酵的方法称为“追魂”。有意思的是，《丹经》中记有“断魂之法”，是把炼丹材料以不同形式的温度调节器前后热加工两次。酿酒工艺与炼丹术一样，对于以容水器作为调温器促进化学变化的过程，用带有“魂”字的概念来定义，这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

《丹经》中的多款调温器形状变化不一，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断魂之法”第二阶段用到的调温器，是三条弧形水管，在顶部和底部均汇合在一起，并于顶部通过一个短管与上面的敞口水盂接通。看到书中的相关插图，我忽然醒悟，景德镇出土的一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白釉三壶连通器”(现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其实正是一件调温器。

这件造型奇特的明代白釉器乃是经考古发掘从景德镇窑址出土，出土时为破碎状态，经修复才得以重现原貌。整器高仅31.2厘米，顶部如杯，杯底有花形筛孔，其下为一段颈管，然后分成三条弧形管，每条弧形管各通向一个球形壶。此器如果盛装饮料则颇不实用，尤其难以清洁内部，所以其用途一直成谜。然而，一旦将其与《丹经》中的三管式调温器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白釉三壶连通器正是一件制作华美的调温器。与《丹经》所介绍仪器不同之处在于，景德镇出土瓷器的三条曲管没有在底部收拢到一起，而是分别膨大成壶，壶底带有圈足。显然，这样的设计能够增大散热或散冷面积，而且也可以让器体稳立。

此件明代早期白釉调温器制作精美，颈管饰有一圈镂空花纹，器身遍布浅划的“阿拉伯錾金纹样”(《尘封瑰宝》，73页)。由此推测，这件美器应该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其杯式开口的底部有镂孔，适合堆置冰块，任逐渐融化的冰水滴漏而下，因此，它很可能是一件降温器或说冷镇器，在盛夏时置于饮料盆内。器内灌入冷水，并且有冰块的融水不断滴下，持续降低罐内水的温度，由此为器周围的饮料降温。

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降温器上的阿拉伯錾金式纹饰，显示这件瓷器与伊斯兰世界相关。与它堪为互证的是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中期青花瓷器。这件青花器当初是专为“中东市场”制造(《中国外销瓷》，107页)，造型极为罕见，开口如一只深筒杯，杯身的近底部之处分出六只弧管，这六只弧管向下接入一个密封式圆罐之内，罐底为圈足。关于它的用途，西方学者有各种猜测，意见不一。然而，将之与《丹经》中的设备做对比，便容易猜到，此件六管壶也是一件调温器。

《丹经》“还丹第六转”中的调温器，是两只弧管，上承水海，下插入一个扁环形容水器内。六管青花罐在基本构造上与之完全一致，只是水海缩小为杯，弧管增加到六个，底部容水器膨大为圆腹罐，让散热或冷镇的表面增大。

罗斯·凯尔(Rose Kerr)与路易莎·蒙高尼(Luisa E. Mengoni》所著《中国外销瓷》(Chinese Export Ceramics，维-艾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指出，在伊朗阿尔达比勒圣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都收藏有与该件六管青花罐类似的古瓷珍品(137页)。可见，中国制造的瓷调温器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属于固定的外销器型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景德镇出土、带有阿拉伯风花纹的白釉三管调温器当初也是作为外销瓷而生产，原本准备运向遥远的西亚世界。

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细节，这些幸存下来的瓷调温器昭示世界，历史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并非仅仅存在物品的贸易，同时，技术的交流、技术性产品的互相输送也很活跃。中国生产的精美瓷调温器，一旦随贸易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上层社会，究竟具体扮演什么角色？是如本文推断，置于大饮料盆中，冷镇饮料，还是有其他功能？恐怕有待结合阿拉伯语、波斯语文献，通过对这些地区传统生活的了解，来进一步破解明代出口瓷调温器的具体使用方式。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