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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书画收藏和鉴定家张葱玉

吕子/文
2015年06月16日 15:20:44  来源:中国书画收藏频道

“父亲曾对人说过,他小时学看画是从看字入手的。为求更深体会,更从学写字入手。对写字入了门,看字也更深入。从字引申到画,对绘画用笔的迅速、用力的大小、笔锋的正侧,更易贯通。现存父亲的手迹除数十万字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外,还有蝇头小楷辑录的《明人名实录稿》。唯一的手卷是长六尺宽一尺的仿赵孟坚的《双联樱桃赋》,现存于我母亲寓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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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张珩,字葱玉,又字希逸。我国现代书画收藏和鉴定专家。生于1915年2月10日(阴历甲寅年腊月二十七),逝于1963年8月26日,享年48岁。是中国江南巨商张石铭先生之长孙,孙中山挚友、民国奇人张静江之侄孙。其父是曾祖石铭先生之四子乃骅。

青年成才

父亲生于浙江南浔(吴兴, 现属湖州市)。自幼丧父,受祖父怜爱,跟随祖父在南浔故居适园长大。他没有进过现代学堂,是在祖父请的家塾中饱读古今文史及外国语文。祖父张石铭酷爱金石书画收藏,交往多为名流豪杰、文人墨客、饱学之士, 诸如庞元济、刘承干、吴昌硕等。他们与祖父对古籍文化的欣赏和高谈阔论,让父亲自幼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从此对书画古籍有了浓厚兴趣,秉承了祖父所好。听张家长辈说,父亲很小的时候,因为个子矮小,看不到挂在墙上的古画,经常要骑在家中佣人的肩上,长时间地仔细观察研究比较。祖父见他小小年纪就认真好学,天资聪颖,也就更加尽心辅佐引见,欲将其培育成才。并将自己收藏的一批字画传送与他,这就是父亲最初的收藏品。父亲14岁时,祖父过世了。祖父去世后,父亲就全靠自学了。16岁开始自收画集。初始时,那些古董商,欺他年少财富,历阅不广,经常拿假货骗他。父亲个性倔强好胜,颇有志气,几次三番被骗后,心有不甘,便发愤钻研,刻苦磨炼,立志自学成才。祖父旧日的老友爱屋及乌,对其也言传身教,惜才有加。其仰仗家中丰厚的财力,广交结友,真假统收。在这些真真假假之中,其颖异的天赋、浓酷的兴趣、刻苦的钻研,在祖庭陶冶、师友薰习、宾客阔论,才、学、识、财统备之下,使之年初逾冠,便练就了一副敏锐的眼光,具备了“目光如炬”的真才实学,颇为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和书画鉴赏之术,并卓然具有异于常流的见解,为其在书画鉴定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后终于成为出类拔萃的书画鉴定专家。其在1934年,仅20岁时即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1946年32岁时,再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

父亲1937年到1941年的日记,记录了他23岁到27岁的生活状况。其中不乏他和古玩朋友的来往及买画的记录。财资雄厚,出手豪爽,其成为北京上海古玩商追逐的对象。当年北京琉璃厂和荣宝斋的古董商经常带了成箱的字画南下,登门造访。父亲虽大气,但又很细心,凡是买下的画均有颇为详细的记录。从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拥有过的一些古画和古籍及当年买下时的价格。父亲年轻时的生活方式,给了他得天独厚日积月累的广深阅历,使他盛名远扬。母亲记得,1940年她和父亲去北京,在戏院看戏时,后排两位长者在议论,“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又说,“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必五十出头了。”母亲听后不禁暗暗好笑,张葱玉就坐在他们前面,时年才26岁。

父亲的独到眼力,也使上海滩作假者心有余悸。他们最怕被父亲看穿。有一位汤先生,是父亲的老友。其造假技艺高超绝妙,能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每逢父亲多日不见他,便知必是深藏秘处做假去也。故当时他们会尽量回避父亲,以免起疑。一旦被问起,便推托回乡下去了。但父亲心中有数,只是心照不宣而已。父亲二十几岁,在南北古玩界便颇有名气,俨然有权威之势。

上个世纪30年代末,他将上海寓所命名为“韫辉斋”。收藏古籍与书画,其中不乏稀世国宝。他收藏的古籍有得自其祖父石铭先生和伯父乃熊先生的,有得自松江韩代“读有用书斋”及南浔蒋汝藻“密韵楼”的藏书,还有明景泰年间的时宪历书,古法书,古书画。珍贵名画有唐朝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周肪的《戏婴卷》,宋朝易元吉的《獐猿图卷》,金代刘元的《司马犹梦苏小图卷》,宋朝的无款《百牛图》,元朝钱选、李珩、赵雍、颜辉、王蒙等一大批古画,到明代沈周、唐寅、文征明、董其昌、丁云鹏, 清代石涛、王时敏、王原祁、龚贤等的作品,就更多了。另有颜真卿的《竹山联句》,欧阳修的《灼艾帖》,元初钱舜举的《八花图》,米芾的手书真迹,以及宋拓《兰亭序》,内有近百名明人题跋,洋洋大观。这些名贵之作,均是他花重金收藏,有些更是费尽周折辗转而得。1947年郑振铎先生亲自挑选纸张和印工,为父亲的收藏编印出版了书名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从父亲所收集的古书画可靠性来看,足以验证当时其鉴赏眼力之高,学识之博。

独特见解

父亲在书画鉴定上有他独特的见解。1963年他过世后,文物出版社将他生前在各地鉴定书画时,应文物、博物馆界的要求所作的几次演讲整理成文,首登《文物》杂志1964年第3期。后又出版成册,名为《怎样鉴定书画》,封面由母亲亲笔所写。在此文中,父亲首先破除迷信,剥去书画鉴定中的一些神秘玄妙外衣,以科学的态度、辩证的观点、通俗的方法,阐述了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以及印章、纸绢、题跋等旁证的主次关系,深入浅出,对鉴定的方向和方法有较明确的阐述。此文被认为是文物鉴定入门的必读资料。并多处转载,并一版再版,畅销至今。1985年又由日本株式会社以日文出版。

对为人所赞叹欣赏的倪云林的《狮子林园》、粱楷的《右军题扇图》等古书画,父亲不为其“大名头”所震慑,坚持冷静客观地分析研究的一贯态度,指出其可疑之点,终于确定其均为临摹而非原件。对南宋 《消夏图》,原无款。在 《两宋名画册》中,父亲提出独特见解,认为此画究属大幅创稿或是壁画小本,虽不可知,惟必经残缺,于数幅中仅存一幅耳。此说均认为颇为可信。又认为此图画法与南宋画院不同,或出于金之人之手笔。此审鉴也得到同仁共认。对于《金明池争标图》是否为张择端真迹,反复辩证,定为南宋人摹仿, 也是令人信服的。他为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两宋名画册》所写的说明,对宋代60幅名画作了精辟的鉴定。以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作轻率的判断。

父亲认为,作为书画鉴定专家,要有一定的文献史料基础和考察能力。他认为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学识很多,如历史、文学、艺术。他对题跋、题画诗及尺牍等的深入研究是其中之一。父亲是当代书画鉴定家中在尺牍上功力最深、得益最多的二位专家之一。他藏有明人尺牍七千通。青年时,对一些冷僻人名,父亲利用地方志(人物志、乡贤志、名宦 志等)、登科录、文集、碑传和《千顷堂书目》等书逐一考证,故对明人极为熟悉。现我们还珍藏着“文革”中幸存的他亲笔用蝇头小楷抄录的《明人名实录稿》,上百页薄脆发黄的纸上密密麻麻,字迹工整,笔画清晰优美帅气,按县名省份,列出人名、字、号,生辰猝日,生平阅历及著作,实为研究明历史的宝贵资料。

父亲曾对人说过,他小时学看画是从看字入手的。为求更深体会,更从学写字入手。对写字入了门,看字也更深入。从字引申到画,对绘画用笔的迅速,用力的大小,笔锋的正侧,更易贯通。

现存父亲的手迹除数十万字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外,还有蝇头小楷辑录的《明人名实录稿》。唯一的手卷是长六尺宽一尺的仿赵孟坚的《双联樱桃赋》,现存于我母亲寓所之中。

献身文物

1950年,父亲受聘于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任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

父亲在国家文物局任职13年,期间为文物事业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工作。初期因原任处长徐森玉先生一直在上海,因此处里大小事宜均由父亲主持。1952年,东北发现了溥仪带去的《佚目》书画,他立即组织调查, 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后终于回归故宫博物院。最初父亲在北京最忙最艰巨的工作是筹备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父亲当年主管鉴定收集失散的书画文物。那时在北京北海南门的“团城”上,与数位文物精英如郑振铎、王冶秋、启功、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晋等先生,仔细研究商讨在东北流散而泛滥在市面上的故宫书画。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委派以父亲为首,加上谢稚柳先生、韩慎先先生组成的三人专家鉴定组,从北京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跨越河北和东北三省,过目书画十万余轴。其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历代珍品,及时抢救了大批宝贵的文物。同时也鉴别出了大量伪劣品。父亲当时曾提出,如能将这些有代表性的伪品集中陈列,举办一次假画展览供探讨研究,不失为学习书画鉴定极佳教材和最直接的入门途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已着手实施一项无论在当时或现代均可谓十分巨大的工程,即整理平生所见古书画汇录,编一部史未有过的100万字以上的中国历代书画鉴定工具文献的宏大计划。他完全根据手边的资料及脑中记忆,列出所见书画名迹的目录,按历史朝代顺序编排,对每一件作品的名称、内容、尺寸、质地、印鉴、题跋等项逐一详细记录,并分别逐件加以鉴定评论,每件作品均注明作者考证、收藏人、单位和出处。原计划记录六千余件,惜因父亲1963年病故而终辍。这样庞大的手工注录工作,父亲只有在上班工作之余有暇时进行。进入1960年代,遇三年困难时期,纸张都不甚易得,只能用颜色黄灰、质地粗劣的不同薄厚的横格稿纸做竖行来写。当时家居北京东城南锣鼓巷,与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同居一院。家居简陋窄小,他的临窗红木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线装书籍、资料、稿纸,有时多得只能堆在地上。每天下班晚餐后,即伏案埋首于书堆中,直至夜深。但因为每晚又多有来访者,父亲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记得当时常请父亲看画的有海军司令肖劲光,交通部长章博钧,孙大光等。最常来的客人中有住临巷的启功,还有王世骧、徐邦达、刘九罨等当今名家。尤其启功与父亲的谈笑风生,最生动有趣,内容大都是文化逸事, 如果鉴赏到一幅好画,父亲总是爱不释手,久久把玩,仔细研究。每晚待客人走后,父亲才能又继续工作至深夜。到父亲因病动手术过世时,累计完成的稿件已达几十万字。虽然父亲没有完成他的宏愿,所幸如此庞大的稿件在“文革”中得以幸存。父亲对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有先天的灵感和一贯严谨的态度。记得不知是谁的一幅早期现代抽象派的画,父亲也挂在墙上仔细研究。

父亲的高才博学,可惜我兄妹无一人继承。至于孙辈,更因成长于异国而知中文甚少,对祖父、外祖父更是一无甚解。此乃不肖子孙也。

(责任编辑: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