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李荣海艺术专栏  

中国绘画艺术中人格意识的强烈突现，是检视艺术家艺术造诣高下的一个重要标杆。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将人格视为书画艺术审美中个性化的道德范式，并更多地从道德的层面去审视艺术表现中的人格蕴涵。这一审美原则在唐宋以后更为突出，并一直延展至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审美原则与艺术家的人格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若以儒家的人格观而言，它注重的是人格的内涵性；那就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真诚人格”，表现在书画艺术中，则是内在的真诚无伪，它推崇和诉求的是个性化的道德境界。中国艺术表现的是宇宙的“生生之德”，它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的生命精神的灵境。在花鸟画中，表现出的“重视蓬蓬勃勃的生命感则更为明显。”在中国哲学精神中，世界的一草一木都是充满着普遍的生命性的，宇宙万物，赜然纷呈。因此，中国花鸟画艺术中所绘的枯藤、残荷、萎草，并非是绘写草木的外在物象之状，而是通过物象去抒写心扉中的一种生命的张力，去彰显一种生命精神中的人格蕴涵。如八大山人萧疏荒寒振羽一飞的小鸟、郑板桥清劲萧爽横涂竖抹的墨竹、吴昌硕雄浑苍劲的幽兰，都在绘写着一种不屈的孤傲灵魂。这些都是艺术家生命精神在作品中的一次灵与肉的升华过程，它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和艺术修为中的一种“独善”的生命清音。他们以“小我”的生命情怀去契会世界之大生命，“从而去感受微茫惨淡的生命意旨，”我们可否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将人格与艺术的审美化的天地之境，相互作用、相互沟通，以达到审美境界中的“内审美境界”的统一，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古代若以儒家思想主导的艺术审美观的原则来检视，对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的诉求，就是人格的最高层次必须是超越任何功利色彩的“超我之境”。如苏东坡在画竹时就说：“其身与竹化”。所以有论者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指出：“只有超越功利的人格，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凭着道德的自由与自觉，无私无畏地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信仰。”中国的花鸟画家其艺术修为似乎更近于这一思想的源泉。如宋人文同喜画竹，他就认为“竹如我，我如竹”。他在《咏竹》中是这样赞美竹子的“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这实是他生命与人格的互融，是一种超于物、超于我的两忘境地。宋代另一位着名的花鸟画家曾云峰，也做到了“物我”两忘的超越，并自觉地去践行着自己的道德信仰，他说：“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看来花鸟画更能直接地契入天人与物我，使美善在物象的架构中得到高度的统一，使人格在契会的体悟中升华到超我的境地。

我近观荣海先生的花鸟画作品，发现他是以善美人格去绘写真诚无伪的生命情怀的。这“生命情怀”，就是他生命信念中强烈的、质朴的浓浓乡情。他绘写的物象是齐鲁大地随处可见的农什，白菜、萝卜、丝瓜、南瓜、葫芦、葵花、葡萄、石榴，这些浓浓的乡土气，被他升华为“金秋图”、“乾坤清风”、“来秋傲怒霜”、“酸甜人生图”、“蕉阴溢香”、“家有蕙兰香”的一种慎独养心的生命精神。乡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命情怀，它会影响人生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准则的构筑。荣海的花鸟画之所以感动人、亲近人，就在于他的这种质朴清纯的乡土情怀中隐藏着对生命情怀的美好的寄思。他笔下的花鸟有一种纯朴的生命感和浓郁的乡情，在审美视觉上已达到物象的形态之美与幽深的生命精神的内在统一。他所表现的意象，都是他多年生活经历的提炼升华。这正如宋人董逌所曰：“凡赋形出像，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故此，他从不画他不熟悉的物象。也正是这种追求艺术生命的精神，因此，他的画完全有别于旧时的文人画；其画，仅仅是抒写由于个人境况而带来的个人不满之情。正所谓：“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读荣海的“蕙兰图”，在八分北碑笔意中天骨开张，神韵峻逸，这或已是他一以贯之的情怀吧，全无“古木根深不似花”的颓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