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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界的“中国梦”断想》的断想

王郛/文
2015年05月13日 10:32:58  来源:中国书画收藏频道

读了郭西元先生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上的《美术界的“中国梦”断想》(2015年第25期头版),心绪较为复杂,不由也产生一些“断想”。对郭先生的主张,有的非常赞成,有的则不敢苟同。首先,我赞成郭先生强调“写意精神”,也为“展览的写意画太少,而且得不了大奖”鸣不平。这种状况有人认为是写意画好的东西太少,故入展少。但是入展的工笔画,特别是那些制作出来的画(靠反复描摹蹭擦等手段,甚至连宣纸也不用)在我看来只能算工艺品,不属于工笔画。因为工笔画和写意画虽有很大区别,但也讲“骨法用笔”,也讲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对此,看一看我国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刘凌沧、黄均二先生的有关教学资料就明了了。那些“制作”出来的“工笔画”,完全失去了“骨法用笔”,更看不到“气韵生动”,然而却能大量入展,甚至获奖。这类“画”广受业内人士非议。这里我同意郭先生引用的“如果再这样展览下去,中国画就没有了”的警示。在这里我也同意陈履生先生发出的警告:“关于中国画的问题,应该说到本届为止已经显现出来危险的信号。”写意画入展一届比一届少,已经少到了可怜的地步,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为什么写意画入展少?为什么工笔画、“制作画”入展多?不只是水平问题,其中有何复杂因素,值得国人关注和深思。

这里我再谈一下和郭先生有分歧的问题。郭先生文章中说“西洋画无论何时也是做不成‘中国梦’的”。言下之意只有中国画才能做成“中国梦”。我无意贬低中国画,因为我也是画中国画的。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我们不能说单靠西洋画就能实现“中国梦”,但它却有助于实现“中国梦”。有以下示例可资说明。首先最突出的是董希文先生用油画画的《开国大典》。这幅画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当我们多数人看到这幅画时都会为那逼真的场面、恢宏的气势、能再现中华民族重大历史时刻所感动。另外,罗工柳的《地道战》、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也都是油画,在反映中国革命事业方面也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有罗中立的《父亲》,也是油画,那感人的老农形象我想多数人看了都会为之动容,都会联想到自己的父辈。

再比如版画。被毛主席称赞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先生就非常喜欢这一画种,称其为“力之美”的艺术。当年一些热血青年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和指引,以版画为武器,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同样功不可没。为了提高和发展版画,鲁迅先生还曾说:“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创作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先生在这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洋画”的正确态度。总之,我认为任何画种,只要它有益无害,只要大众喜欢,均不应该排斥。当然,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方面,中国画同样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石鲁的《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蒋兆和的《流民图》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综上简言之,还是“百花齐放”好,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所以我认为郭先生大可不必介意“中国政府出钱举办自己的展览,可自己的艺术只占十三分之一的份额”。大型展览,除中国画外,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画等,只要画得好且数量多,单独分类展出并无不当。

还有一个“诗情画意”问题。的确,现在能自作诗的画家极少。但我认为不见得能作“诗”、画上题“诗”就有诗情画意。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前提必须是诗写得好、画画得好,反之,诗写得不好,提上了也无诗情,画画得好,无诗也让人觉得有诗意。其实画上题字也仅从宋元开始,且多为“穷款”“藏款”(或叫“隐款”)。如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题字在树干上,很不容易发现。题诗盛行,伴随着文人画兴起,逐渐发展成“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艺术。诗是最难作的。即使像郑板桥、吴昌硕这样的大家也并非都是自作诗题于自家作品上。比如,“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本是元人梅道人吴镇之句,但二人都曾题录于自己的墨竹作品中。吴昌硕画荷甚多,但题诗多是同一首:“荷花荷叶墨汁涂,雨大不知香有无……”画梅竹也多是录旧作。尽管他在《赠内》一诗中有“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颇以诗人自居自赏,但同他大量的画作相较,诗也只是很少一部分。白石老人也写有一些很精彩的诗,同样与他大量的画作相比也只能算凤毛麟角。可见在文人画盛行的时代,作诗都是最难的事情。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所以面对这一难题,我们提倡能作诗,但也不可苛求。我们可以从前人中找一些其他的办法。还以齐白石为例,一是画上题自作诗,这当然好,也可书录他人佳句;二是只落名款,如其在许多画上只题“白石”“木人”“老白”“寄萍堂后人”等,甚至仅题一个“璜”字(吴昌硕也仅题一个“缶”字);三是可题一两句或一段富于哲理或情趣的文字,如其画两只小鸡争一条蚯蚓,款题“他日相呼”,在日伪占领北京时期画熟螃蟹于盘内,款题“看你横行到何时”(我所看到的是赭色熟蟹款题“何以不行”),我想从以上来看其作用在“成教化、助人伦”方面不亚于题诗;四是可以阐述画理,或记录有意义之事等。当然,题什么款、题多少,都要看画面需要。

以上文字仅对郭先生文章的前半部分有感而发,对于下半部分论及的展览的弊端、“国画院”变“画院”等,不作断想。

(责任编辑:易笑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