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自古为文明渊薮，人才辈出。不仅出思想巨子、文学大家，也是画坛巨匠的故乡。当代画坛亦如古代。在画圣吴道子的故乡禹州，又走出了一位实力派画家张宝松。他少年即痴迷绘事，青年入科班深造，由学士而硕士、博士，绘画亦与学俱进，步步攀升，中国画之人物、山水，出手不凡，尤其写意人物画形成了独具个人特点的风格体系，卓然成家。为中原画坛一劲健闯将，影响渐及全国画坛。

读张宝松画作，在我，像是会见他的一群学生，一群朋友，更像是发现了一群精灵。我反问自己：为何有此奇想？不是活生生的女性和男性、普通人和巨人吗？何以把他们看作精灵，是故作高深还是外行浑说？

对于绘画，我确实是门外汉。无知者无畏，浑说似乎是外行者的“权力”。大胆说出真实印象和真切体验，不怕贻笑大方。

宝松创作了那么多美的形象：惠安女、黄河女、民国女、女战士、男兵、陕北老农、豫北姑娘、民工，几大系列，特别是大爱无疆的五位巨人，等等，一个长长的中国人画卷，确实美啊：不论哪一幅画，都流灌着沁人心脾的美的气息，不论画的是哪一种人，都有一种不可小觑的美的气质。是的，不是写真，不只是外形的美，而是美的气质、精神的造型。在质朴静谧中生长出具有原型意味的人物。不论何种身份，都流露出一种自足的高贵气，自信的尊严感。一种亘古长存的类乎天生的中国形象、中国神情。

我喜欢这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巨大概括性的美。更可贵的是，他们是一些会飞翔的精灵，我被他们所纠缠，被画中的“思”所牵扯。

捕捉到形象之“逼真”或神情之“逼肖”，似乎不是画家张宝松的最高艺术目标，尽管他的写实基本功非常过硬，他的艺术理想要博大高远得多。

人不是孤立的人，人是天地化育的生命，对于艺术来说，人也是负载天地精神的精灵。天地人与画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宝松心目中的“像”，是法象和意象。诗经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此即所谓法象，具有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而意象更是经过画家主体生命灌注的，能够表现画家感觉和思想即审美理想的形象。人物画不能只知道画人，要把人与天地万物完全掌握，如《文赋》所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才可能写出“意”，画好人。

在这里，我看到了画与诗的沟通。《诗经》有所谓赋比兴。状物即赋，比兴则是把作家主体意识调动起来，重现或重构人与天地之关系。画画不是作诗，但二者法理相通，尤其与中国画之写意，天人合一，万物相通，生出无穷奇妙。宝松深谙于此，《白玉兰》、《玉兰春》、《睡莲》，可以看作文学修辞之比喻和拟人，画家的主体情思得到了直接的表达。一批写“韵”的作品和写“女”的作品，则类乎文学修辞之“兴”的作用。画家情思化身于人与物之关系中。人之气韵来自海与河之气韵，前者乃后者的具体而微。人即海、即河、即花、即春、即荷、即风。为历史人物范蠡、范仲淹等造像只选取关键性细节，而使之顶天立地。天人关系、形神关系被处理成虽分犹合、相依相融的妙境，画的是几个人物，带出的是天地万物，引发的是无穷联想。宝松写意人物画做大了。

，宝松是写意人物画的觉者。我想起庄子的《逍遥游》，庄子所谓“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论的虽然不是人物画法，但作为人之修炼境界，绝对也是人物画家的至道。我还想起佛家参悟的三境界，即由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而到看山仍是山，但此山已不是初见之山。宝松画中之诸“女”题材，已非地域所能框住，而与神话、童话、寓言中的“神女”具有了同等精神价值。

我确实是绘画的门外汉，所以避谈营构与笔墨。但我从读画与读诗的比较中，找到了一个根本的共通点，即写意人物画的一个要素：意，或曰自由驰骋的有血有肉的思想。启功先生曾有四个字论中国诗史：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酿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清人论中国书法亦有类似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对这种概括会有无尽的争论，但起码其概括艺术发展历史过程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用在宝松身上，我杜撰一下，他似乎走在中国人物画的“想”与“尚意”节点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向高峰登攀。

令人高兴的是，他正在接受为南水北调工程造像的宏大项目，不啻天赐良机，天时地利人和，他此前的创作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条件，他定能够为当代中国精神，为中原父老乡亲，为中国山水，绘制史诗性巨作。成功的预期是有把握的。

（作者为资深学者、文学家、书法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学院首任院长、河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