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别于人们惯常所说的“当代艺术三十年”，您似乎更倾向于使用“当代三十年艺术”这一名称?

朱其：我觉得应该叫“当代三十年艺术”，这个名称应该比“当代艺术三十年”要准确。因为“当代艺术”这个词在西方是有特定含义的。西方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是现代主义前期的艺术流派。从塞尚到立体主义，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概念艺术，这一阶段被称为现代主义时期。它的主线实际上就是抽象艺术，西方也把它叫做形式主义艺术。形式主义艺术是现代主义的一个主线，但现代主义时期也同时产生了其它的艺术形式，比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杜尚的现成品，还有达达主义。杜尚的创作虽然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但不完全算是现代主义，他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源头。达达主义的偶发艺术，如在城市环境做行为艺术的情景主义，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源头。达达主义还发明了图片拼贴，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方法。后现代主义主要发生在60年代，波普艺术强调对现成图像的使用，一是安迪·沃霍尔对大众文化图像的挪用，二是辛迪·舍曼对历史图像的使用。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对现成图像的挪用，这种挪用是通过拼贴、化妆表演等方法来完成的。

当代艺术是从70年代以后开始的，主要以激浪派为代表，如美国的约翰·凯奇、欧洲的博伊斯。激浪派艺术主要强调一切语言形式皆可以，更注重生活的形式向艺术语言的转换。从这个定义上来说，中国80年代的艺术并不算当代艺术，其所使用的可能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比如说，罗中立的超级写实主义使用的就是后现代主义语言，而陈丹青使用的甚至是古典主义时期的语言。1988年、1989年左右在中国出现的波普艺术其实还是属于后现代主义。到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在创作上开始有一点接近西方的当代艺术。也就是说，对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的使用，实际上是最近二十年才开始的，而八十年代所使用的艺术形式并不属于当代艺术的语言范畴。一直以来，术语的使用比较混乱，通常把1979年文革之后的艺术创作一概称作“当代艺术”，这是不够严谨的，所以还是应该把它叫做“当代三十年艺术”。

记者：“当代30年艺术”的起点是哪里?最早介入到这一概念下创作的艺术家有哪些?

朱其：实际上，“当代30年艺术”还是从一个政治或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艺术。我们现在习惯于把文革后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当代30年艺术”的起点。这个起点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起点，不完全是一个艺术变革的起点。它更多的并不是一个艺术自身的发展史，而是借助各种艺术语言对“后文革”三十年的一种转型时期的成长经验的表达。

首先，是“四月影会”。周恩来去世之后，人们在天安门举行悼念，这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有警察镇压的行动，当时有很多人前去拍摄，这就是“四五摄影”。这当中有一批摄影师后来转向拍摄艺术摄影，其中王志平等人举办了一些展览，这个群体被叫做“四月影会”。从今天的角度看，“四月影会”的作品既不是现代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只是有一种小资的抒情主义的影像。当然，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因为在这之前只有政治化的新闻摄影，很多人还没有想到要在摄影中展现一种小资的审美情趣，这在文革期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艺术。“四月影会”的作品对当时的艺术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摄影图像逐渐从比较政治化转向比较艺术化。尽管我们今天觉得这种艺术图像的运用还是比较初级的，但它更多所具有的是一种突破政治禁忌的含义，这也是从1979年到1985年这一段艺术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