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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当代水墨的提法是一个死结

2015年03月17日 09:37:53  来源:广州日报

作为当代艺术家,徐冰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往往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各自之间没有明显的风格承袭,似乎永远不按常理出牌。2014年,他在台北首办个人回顾展,22件代表性作品,看起来是如此异彩纷呈,这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徐冰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呢?本期,记者与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话。

灵感核心来源是传统文化

记者:您这么多作品,知名的如《天书》、《地书》、《凤凰》、《林木森》等,很多人都觉得风格各异,在您自己看来,内里是否有贯通的精神?

徐冰:我的作品好像每一件都是对前面的颠覆,或者说没有表面上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来不基于艺术的风格流派去考虑艺术。我的作品其实有着相互证明、相互注释、相互补充的互文关系。虽然外在风格不同,或者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但内在的线索是跑不掉的。譬如,《地书》与《天书》虽然截然不同,但又有共通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对现存文字的遗憾与警觉;《地书》则表达了对当今文字趋向的看法和普天同文的理想。而我对图形符号的敏感,是由于我有象形文字的传统和读图的文化背景。我的创作灵感核心来源确实是传统文化。像《何处惹尘埃》,是我目睹了“911”事件后,收集了一包世贸双塔“覆灭”的灰尘,将其吹到展厅地面上,显示出两行中国七世纪的禅语:“As there is nothing from the first,where does the dust itself collect?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由此来探讨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是更永恒、更强大的。

归结起来,对我的艺术创作有帮助的因素包括:民族性格中的内省、文化基因中的哲学观与智慧、学习西方的经验等。其中与西方价值观不尽相同的内容,如敬畏自然的态度、与自然配合的态度、和谐中庸的态度、文艺为大众的态度等,几乎还没有机会在以往的人类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显然它是人类文明走到今天需要补充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怎么用?似乎我们又缺少使用它的经验,因为过去我们只积累了学习西方的经验。我们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在今天必须被激活才能生效,这是我希望在作品中表达的。

记者:您的作品能够获得世界性认可,是不是跟这种文化身份有很大关系?

徐冰:的确,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国际认可,实际上是我带去了那里没有的东西,或者说对他们的思维有启发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西方化的,而是我自己的文化中所携带的。在我到美国之前,《天书》就有着非常强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和性格有关,我当时极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让自己的作品国际化、当代化,可是我从传统的训练中出来,不知道当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如何进入,因此,我的作品就被挤压成那样一种不得不走的方向,中国传统哲学和智慧在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其与一般人的沟通都带有中国禅宗的味道——通过不沟通达到沟通。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的这种方式、智慧其实已经内化到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因此在我的作品中必然会呈现出来。

艺术的崛起依托于先进的文明

记者:很多人谈到中国当代艺术整体上跟西方当代艺术的差距明显,您在美国待过那么多年,在世界各地办过无数展览,在您看来确实是这样吗?

徐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实“差距”的概念不太适用于当代艺术,这不是一种前后的关系。假如说我们通过努力跟西方的距离缩小了,甚至是毫无差别了,那可能也是一件悲哀的事。当代艺术是一个西方的概念,由于其文化的强势,我们很容易以之为原点来判断所有的事情。

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确实是一个产生巨大能量的地方,其实验性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能量是巨大的,可以给人们提供无穷的思想动力,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如何将其转换到艺术创作和学术思考上来。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也有挺多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

徐冰:我现在正在做第二届未来展,作为总策划,我很关注年轻艺术家,因为他们是最敏感、最有可能性的地带,代表着未来。他们当中确实有挺多有意思的艺术家,虽然不能说有多么成熟,但其中带着种子性质的东西,是可以生长的。但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归根到底依托于整个民族能否寻找到新的文明方式。像上世纪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了不起,其实不单是艺术家本身了不起,还在于他们的作品背后有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作为支撑。他们的作品是这种文明的代表物、显影方式,所以是有价值的。

力求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

记者:您认为要打破艺术的边界,只从艺术角度考虑问题是没出息的,但您又谈到很多当代艺术家自身思想并不深刻,最后变得“胡言乱语或装疯卖傻”?

徐冰:这是挺早之前就谈到的,主要是对当代艺术的一种反省吧。大家都能看到的,可能并不值得去谈,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可能才值得揭示出来。

记者:但有人认为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属于得了便宜又卖乖,您如何看?

徐冰:我一直在直接参与当代艺术创作,因为身在其中,我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艺术当中的弊病。如果我没有真正介入、参与,可能无法这么切身地意识到这个领域中的弊病和了不起之处。

记者:那您自己的创作,是否经历了一个自动纠偏的过程——早期力求“深不可测”,后来尽量“平易近人”,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徐冰:确实是这样的,像《天书》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鉴——世纪末卷》,那时对“深刻”问题想得特多,受西方方式和当时文化圈风气的严重影响,我才用了这么个别扭的名字。后来,我对当代艺术和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关系挺不满意,还是希望艺术看起来比较亲切,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而一旦进入以后,又会发现这件作品原来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给人以启发。因此,从《英文方块字》开始,我就比较有意识地寻找艺术和观众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件在西方展示的当代艺术品,我借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补习班的感觉,把这件装置设置成一个可参与的“书法教室”, 教室里有课桌椅,有黑板,有电视教学设备,有教学挂图,有教科书,有笔、墨、纸、砚。观众进入一间“中文书法教室”,但参与书写后发现,实际上是在写他们自己的文字——英文,且是他们可以读懂的。这时,他们就得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既能唤起每个人学习的记忆与愿望,也能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

这个教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展示过。展览过后,不少当地的学校向我们购买“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希望在学校开这门课。他们认为这个教室能让年轻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同时又可扩展他们的思维。在上完课后,一个日本孩子说:“从今天起,我知道了,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过去我所学到的知识。”我还收到过澳大利亚教育部的信,他们在制定新的IQ(智商)测验系统,希望把“英文方块字”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香港特区有些公司在招聘员工时,请受招人员看“英文方块字”,以此判断他们的能力甚至幽默感。

总而言之,我不喜欢假大空或故作深沉,一看就会吓跑的东西。

当代水墨的提法是一个死结

记者:您在台北展出的作品《背后的故事》第16号,是用北京运来的麻丝与在台湾地区取得的枯枝、树叶创作的,《凤凰》则是用建筑废料制作的,您对废弃物的关注是不是由来已久?在这些东西中您觉得可以呈现怎样的精神,包含了怎样的社会意义?

徐冰:这个问题主要涉及艺术语言,对身边不起眼的、随处可见的东西的触碰、改变和使用,在艺术表达上往往更有效。因为对一般人而言,看到这些东西并不会产生疑问,但艺术家将其转换成作品后,对人的思维习惯就会产生震动。虽然废弃物或者说现成品作为艺术语言,早已有之,但关键还在于你说了什么。有的艺术家用这种语言很恰当地说了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好的作品。

记者:您持续创作多年的“背后的故事”,既是“光的绘画”,同时展现了山水画精神,在您看来,这是否属于当代水墨范畴?有没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水墨精神”的东西存在?

徐冰:我以为当代水墨的提法本身是一个死结,在这个范畴内考虑问题,其实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从来不考虑一件作品是否属于水墨艺术范畴,只是思考这件作品是否值得去做,是否有启发性和创造力。我一直认为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东方精神”的东西,所谓的水墨精神很难判断,因为水墨毕竟只是一种手段。

记者:您的作品很早就进入市场,一直拍得不错,2012年《地书》还拍出了650万元,您怎样看待当代艺术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徐冰:艺术品在今天成为一个最不清楚、最难衡量的领域。很多人容易以价格来判断艺术,但其实市场价格跟艺术本身没有关系。我不太关注市场,记不住这些数字,也不需要那么多钱。

(责任编辑:史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