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谈及书法的一个观点，振聋发聩：“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痛批“官员书法”现象，也切中了当代书法要害。其中涉及楷书与行草书的关系问题，颇为专业而且针贬时弊。

当代书法创作生态，五种书体存在着极为不均衡的发展状态，行草书参与者众多，而楷书备受冷落。以代表中国当代书法篆刻最高水准的“国展”为例，参展的楷书作品数量一届不如一届。入展作品，也多以小楷为主，唐楷作品在“国展”中几乎全线灭绝。

如果说，楷书的冷落彰显出中国书坛的浮躁心态，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书法家较为普遍的书法基础薄弱化、书法创作功利化的问题。元好问《论诗绝句》言：“真书不入时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反观当下，许多当代书法家的书法功底式微，古典书法修养更是不敢恭维，依靠一点行草的悟性和灵气混入国展，以草书家自居。一些官员书法家没拿几天毛笔，直接进入行草创作，这种“鬼画符”式的恶俗作品照样出现在众多书法展览与书法作品集中。正是因为这种功利与浮躁心态使然，“正心、静气、法全、技高”的楷书自然被打入冷宫。

当然，楷书冷落现象与对于楷书理解的惯性误区有重大关系。一是认为楷书是初学字体，把楷书等同于唐楷，是中小学生的事；二是将楷书的法度扩大化，认为楷书法度森严、章法古板，容易写死；三是认为楷书就是馆阁体，是保守派的代表，不利用性情的发挥与时代节奏不相适应。

为“楷书”正名，已是当务之急。楷书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形态，有其丰富的艺术内涵。从书法史的视角，许多行草书大家，其楷书造诣相当的深厚，无论是晋代的二王，还是初唐的颜真卿、张旭；无论是宋四家，还是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的徐渭、文征明，清代的刘墉、何绍基等等，他们虽以行草名世，但楷书功力也是高水准。以唐代狂草书家张旭为典型例证，其楷书史载：“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据朱关田先生考证，张旭的正楷比草书、鸣世更早，颜真卿、徐浩等楷书大家均受业于时。

“学书之法，先工楷法”几乎已成为书法常识。楷书因其笔法的规范性是书法家的基础，同时也是行草书的营养之源。行草书因速度快，容易形成惯性动作，久而久之则容易演化了一种习气。楷书因行笔速度较缓，以点画为主，动作复杂，需要严谨的节奏控制，恰好弥补了行草过度使转的不足。清蒋衡《拙存堂题跋》云：“若不能楷而徒习草，则点画狼藉，必流于怪僻矣。”可见楷书对于草书的滋养功效，缺少楷书滋养的草书，极易造成沉着过甚而失之呆滞，痛快有余而流于荒率。

不仅如此，楷书也是“盛世”的标志，盛世兴楷书，无论是唐代楷书的繁荣，还是元初楷书的复兴，明清楷书的兴盛，都与社会时代相关联。“楷”其实是一种法度与规范，楷书也是五体书中最有法度，最具规范性的字体形态。清梁巘《学书论》所言：“学书宜少年时将楷书写定，始是第一层手。”也就是说，要成为书法“大家”，楷书是必备条件。楷书所呈现的宁静、恬淡、严谨、平和的心境，无论是做学问也好，还是攻书法也罢，宁静与恬淡的心态都是必须的，都需要诫骄诫躁，踏踏实实。倡导“楷书复兴”，其实是提倡一种注重基础、强调法度、务实肯干的艺术精神。

所以，“楷书”或许是祛除书坛浮躁之弊与官员书法恶俗行草现象，乃至振兴当代书法事业，确保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