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中国的“文房四宝”，还在古代新疆地区流行过。不信，就让我们通过文物来看一看。“文房四宝”指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汉文化的文书工具，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必备的、最重要的4种书写、绘画用具。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笔筒、笔架、墨盒、印泥、图章等，不但非常实用，还兼具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功能。

在今天的福建、河北等一些地方，我国考古专家们在一些家族的墓葬中，曾发掘出土过整套的“文房四宝”，它们被当成随葬品放在墓葬里，或画在墓葬的墙壁上。从中可以印证，从南北朝、唐朝一直到宋朝时期，虽说“文房四宝”所指的出产地不同，但仍挡不住古代中国人对它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

不过，“文房四宝”这种传统汉文化的文书工具，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里不足为奇。但出现在多民族聚居的古代新疆地区，那就有些新奇了。那么，“文房四宝”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新疆人生活和精神当中呢？近日，记者采访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安尼瓦尔·哈斯木。纸被广泛使用

先说说纸。新疆很多地方都发掘出土过文书，其中吐鲁番地区最多。安尼瓦尔·哈斯木将吐鲁番地区那些不计其数的文书大致进行了梳理后，发现这些文书有汉文，还有粟特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而书写的纸张有千份以上，有的来自中原地区，有的产于吐鲁番当地。

对来自中原地区的纸，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较大影响。古时候，人们最先是将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或写在丝绸上。后来，蔡伦发明了纸，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造出了便于书写绘画的植物纤维纸，也叫“蔡侯纸”。再后来，随着造纸的技术越来越高，纸的品类也变得越来越多，还出现了许多名贵的纸。各种各样的纸，就这样在中原地区被人们广泛使用。

安尼瓦尔·哈斯木提出，早在汉晋时期，纸便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西域。吐鲁番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当一批批的胡人从西域走向中原地区，又有大量的汉人从中原地区来到这里，他们也将中原地区的纸张和造纸术带入了吐鲁番地区。

那么，古代吐鲁番人用什么来生产纸呢？安尼瓦尔·哈斯木在研究中发现，那些从吐鲁番地区汉晋至唐朝时期古墓葬里发掘出土的很多文书纸张，经鉴定，主要原料有两种，一种是麻类纤维，另一种是桑皮纤维。当时，麻布当地可生产，桑树当地有种植，因此安尼瓦尔·哈斯木推断，这些纸张应当是吐鲁番本地人用桑皮或麻布生产的。

而纸又是如何造出来的呢？安尼瓦尔·哈斯木将目光放在了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群167号墓的一件文书——“唐配纸坊驱使残文书”，上面写着“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从这句话，并结合文书内容，他推断当时这里有造纸的作坊，造纸工匠可能由具有专业技能的罪犯充当。

安尼瓦尔·哈斯木还发现，那些制作出来的纸分成布纹纸和帘纹纸，大部分是粗帘纹纸。他认为，当时这里除了帘纹纸外，还生产了世界上最早的涂料纸，并采用加淀粉的技术制成了彩画用纸，还有染色纸，来供应当地军政公文用纸和宗教用纸，造纸基本达到了自给。

既然当地人可以生产纸，那么，古代吐鲁番先民们用纸也不会发愁，也不必再靠中原地区专门向这里运输了。在安尼瓦尔·哈斯木和很多专家学者看来，轻轻的纸张，用来记录官署、佛教、契约等文字，方便而又实用，加上吐鲁番地区炎热干燥，非常适合纸张的保存，这可能是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多的一个原因。笔、墨、纸、砚出土数量少

笔、墨、纸、砚在新疆有发掘出土，只是数量少，安尼瓦尔·哈斯木列举了以下几次：1964年，新疆考古队员从阿斯塔那古墓群汉晋时期的墓葬里，发掘出土了一支毛笔。那支笔有27.6厘米长，笔锋粗圆、笔毫粗糙，笔杆后端圆细，制作工艺显得比较简单、粗糙。

到了1967年，新疆考古队员又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唐朝时期的墓葬里发掘出土了一支毛笔。不过，这支笔的笔杆只有11.4厘米，笔锋不知去向，让人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后来，他们又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座墓葬里，发掘出土了一支毛笔，有16.2厘米长，笔杆是芦苇做的，笔锋尖细、笔毫柔软。

2006年4月，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新疆博物馆联合对阿斯塔那古墓群另一个墓葬区进行清理，一共发掘了5座墓葬，又出土了两支毛笔，它们是用苇秆制作的笔杆，比较粗，毛笔尖也比较粗短。

这些毛笔都是从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似乎告诉人们，当时只有吐鲁番人才使用毛笔，但安尼瓦尔·哈斯木却认为，出土毛笔的地方不止是吐鲁番地区，还有南疆地区，比如巴楚县境内的托库孜萨来遗址、米兰遗址等。不过，安尼瓦尔·哈斯木看了那些遗存的毛笔后，觉得它们都没有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毛笔保存得那么完整。

而砚台，是在吉木萨尔县境内的北庭故城遗址出土的。那个砚台有手掌那么大，椭圆形，灰色陶质的，上面有两个砚池。

遗憾的是，墨在新疆只发现了一块。安尼瓦尔·哈斯木对记者说，1972年，那个墨块出土的地点仍是位于吐鲁番市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大约有11厘米长、2.4厘米宽、厚0.9厘米，松烟碳的质地，椭圆长条形状，中心呈槽状，表面涂成白色，上面写着“松心真”三个字。安尼瓦尔·哈斯木从它的制作工艺上判断，这个墨块应该来自内地。因为，新疆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生产墨的遗迹。

在安尼瓦尔·哈斯木看来，古时候，中国文人写字，画家画画，都离不开笔和纸，更离不开墨，所以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水墨画。他查阅过相关考古资料，发现关于墨，虽在我国使用的历史很久远，但早期实物的考古发现很少。所以，他认为这个墨块，显得很珍贵。

“综合地看这些新疆出土的笔、墨、纸、砚，纸可能是当地生产的，笔、砚也有可能是当地制作的。因为它们的制作工艺，看上去显得比较粗糙，与同一个时期中原地区所发现的笔、砚相比，其工艺和材质上有很大差异。”安尼瓦尔·哈斯木说。但不论如何，“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汉文化的书写工具，却出现在新疆墓葬里，说明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古老先民们，不但喜欢用它，也经常用它，而且将它当成了一种精神寄托。“文房四宝”如何传入新疆？

多族群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古老新疆，与中原地区相距甚远，这些“文房四宝”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问题，记者通过与安尼瓦尔·哈斯木的交谈，对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便不再感到惊奇和神秘了。

安尼瓦尔·哈斯木说，从考古发掘来看，在我国黄河流域形成的汉文明，对西域地区的民族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有的地区和族群因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了发展和兴盛。就新疆地区而言，虽然当地原始文化具有地域特征，但由于西域与中原地区交往较早，所以在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早期的铁器、陶器、漆器、丝织品、铜镜和海贝的传入，都透露出了早期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丝绸之路开通后，包括汉语言文字、传统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社会习尚乃至文化艺术等都传入了西域，对西域各族群产生了影响，“文房四宝”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是在吐鲁番地区，我国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和族群，几乎都曾经进入此地，迁徙流动、聚居融合。而

随着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经营的开始，各种官吏、屯戍将士、屯田民众以及商人、僧人们，频繁来往于中原和西域地区。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内地战乱影响，大批的中原汉人从河西走廊纷纷迁入西域，第一站就到了高昌国这个以汉人为主的地区。因此，这个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文书，基本都是用汉文写成。汉人，甚至包括当地其他族群的人，他们还喜欢绘画，不但在纸上画，还在绢或麻布上画。因此，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是出土“文房四宝”最多的地方，其它地方也有，但没有吐鲁番地区数量多，这说明汉文化较早地传播到了这里，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安尼瓦尔·哈斯木说。在新疆地区能够发现古代“文房四宝”，本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但遗憾的是，因年代久远，发现的“文房四宝”不是整套或完整的，而是单个、零星或散状的。仅凭目前发现的这些文物，安尼瓦尔·哈斯木和很多专家一样，没有充足的历史和文物资料来证明他们的主人是谁，属于哪个族群，为什么喜欢“文房四宝”，甚至墓主人生前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书法或绘画作品等，这使人们对这些“文房四宝”的判断，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文化对新疆地区，尤其是吐鲁番地区影响较大，“文房四宝”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