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书法，最主要的是对笔法、章法等课题的深入研究，这无疑是提高书艺的一条捷径。在我们反复揣摩古人书迹的同时，对一些杰作的创作背景、过程作一些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正、草、篆、隶，行书也许是这其中最能抒发作者情感的一种书体。行书“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没有定法，孙过庭在《书谱》中讲：“趋变适时、行书为要”，意思是行书介于楷、草之间，最为实用，伸缩性大，体变也多，笔法上又可借鉴其他书体的体势加以运作。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书法史上行书艺术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品，既是后人学书的起点，更是人们仰止而无法企及的目标，沐泽其后千余年的书法艺术。

《兰亭序》创作于东晋永和九年，身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请东土文人名士谢安、孙绰、许询、支道林等41人，在山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人生得意须尽欢”，王在写此序时，已不胜酒力，人醉心醉，情绪激动兴奋下，落笔格外有精神。酒醒后面对书稿大感惊异，他日更书多次，终莫能及。此篇文章、书法俱佳，书法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作品纯正典雅，书艺的特征契合了儒家“中和”的观念，至自然和谐的境界。

颜书《祭侄稿》作于唐乾元元年，是一篇追悼亡侄季明的草稿。时值安史之乱，颜真卿兄长颜杲卿父子挺身而出，坚决抵抗叛军，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侄季明正当英年，归葬时仅存头颅。在这种背景下，颜真卿心情悲痛激愤，因此作品字势飞动，遒劲郁勃，成为千古绝调。此稿援篆入行，圆笔中锋，善用枯笔、苍润而有质感，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纵观以上两篇名作，一悲一喜，其显著的特征是作者的情感对艺术作品魅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特定的人、特定的事、特定的情感和气氛下，造就了特定的不可再造的作品。喜与悲的极致即大喜、大悲。“得好友来如对月，有佳书读胜看花”，修身养性的文人把好友相聚、饮酒赋诗看成是十分欢悦之事，何况兰亭雅集，于是王羲之醉了，在大喜之中将自己的艺术推向了顶点，完成了一次“和平简静，遒丽天成”的质的飞跃。颜真卿也正由于失侄之痛，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大悲痛里血泪交进，情不自禁，顿挫纵横，一泻千里，写就名篇。大喜、大悲是强化了的感受，它们将作者的创作激情推向了高潮，是作者由理性进入非理性，到达忘我境界的一种媒介。而这种非理性使作者对作品的把握界定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忘却了技巧的过分约束，将技巧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抒发情感的一种工具，使跃然在纸上的那几根、几组线条，在特定的组合下，表现的是特定时刻纯粹的精神写照，造就出连作者自身在常态下都无法超越的艺术高度，使艺术美得到了深层的挖掘。而这种大情感在客观上又为技巧的某些层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祭侄稿》中表现为有一种气，一种怒气，贯穿通篇，使作品筋脉、血脉通畅，神气充沛。古人云“书之大局，以气为主”，气得则形随势生，点画则有所依附，因此作品点画间顾盼呼应，字间逐势瞻顾，行间递相映带，通篇气振神跃，生机勃勃，使观者从凝固、静止的纸面上，领略到生命的律动。陈深在《广州书跋》中说“此帖纵笔浩放，一泻千里……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

研究古人，开拓未来。在当下的创作中，我们应该撷取精华，多一些真情流露，少一些无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