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代帝王唐太宗对王献之新书体的苛刻评价，使王献之在地下蒙受了几百年的不白之冤，致使风靡一时的书稿作品至今寥若星辰，直至宋以后他的冤情才昭雪于世，这兴许是王献之的不幸。

王献之生性聪颖，才气英发。书法不仅继承父风，而且能超越创新，独树一帜。以至于“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晋书》有一则记载王献之的故事颇为有趣：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纱裓，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同。少年觉王左右有陵夺之色，掣祴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

为了得到王献之的书法而不惜“斗争分裂”，可见献之书名在当时声誉之高。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献之评论不一，扬父抑子之说，梁武帝有之，孙过庭也猛烈抨击。儿子自称胜过老子，这有不合伦理的儒家规范，但平心而论，献之从创作心理上确有胜过父亲的地方，这好胜心常常流露在书法上。谢安问献之“卿书何如右将军”，献之毫不客气地说“故当胜”。王献之以必胜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不墨守成规，以极大的才智冲破了父亲的藩篱，创造出了神俊妍美超脱豪迈的“大令体”。如果王献之继承家法，亦步亦趋，或许不会有“物论殊不尔”之说，但他将永远找不到自身的价值和历史的位置，恐怕王献之到今日也难昭雪。

王献之继承了家风，但不是一位忠实的步武者。他凭文人士子追求的自在潇洒、不为物累，寻求超脱的时代特点，加上他自身舒朗不羁轩昂豪迈的创新精神，走出了父亲的辙迹，开创了一代新风。古人对他的评价甚多：羲之含蓄平和，流美于静，以内含风骨取胜，而献之洒脱超迈，以开张求奇为美。

王献之能在享有书圣桂冠的父亲的笼罩下，敢于竭力翻腾，脱颖而出，创造出了毫不逊色其父的新书体，仅这一点就让我们倾慕不已了，更以独立的人格取得了与父齐名的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