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篆刻，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刻在各种石料、木头、铸在金属上的印章，就会想到各种体式的篆字。然而，很少有人听说过陶瓷印章。淄博市有一位民间艺术家谭玉伟，多年来致力于陶瓷印章的创作，并在去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着名作家王金铃先生创作的《奥运赋》制作成了330枚瓷印，将奥运的历史用中国印的方式完美地表现出来。

方寸间折射文化光彩

多年来，谭玉伟一直从事书画篆刻艺术的创作。身处瓷都淄博，陶瓷可以说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在别人用陶瓷生产日用品和建筑材料之时，他却尝试着用这种资源开辟另一个艺术世界——他萌生了一种想法，能否用陶瓷来替代叶腊石类印材，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效果？谭玉伟把陶瓷材料固有的特性和叶腊石类所不具备的多种特质，融合进篆刻艺术，这需要多方面的文化因素纳入，比如文学艺术、雕塑艺术。这都是陶瓷与篆刻结合后，能够包容的优势。他所追求的是把传统文化的精神巧妙地整合压缩进方寸之中，使每一件作品都独具特点，透射出深刻的传统文化光彩。在这被扩展的文化容量中实现艺术品的唯一性——孤品价值。

陶瓷制印效果如何？谭玉伟认为，从材料意义上说，它与叶腊石各有千秋。叶腊石的篆刻创作可表述为：“天然+人工”，而陶瓷的篆刻创作则应表述为：“人工+天然”。就是说陶瓷印的创作更增加了天然介入后的“二次创作”，为篆刻作品平添了一层更深邃更浑然的色彩。

陶印：印章的源头

对于谭玉伟来说，用陶瓷创作印章不是他脑子“灵光一闪”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制印的源头竟然就是陶器。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9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在陶器上使用拍打压印纹饰的方法，而具有印章功能的陶拍的产生，更加说明这种独立的圆形或方形的陶拍，犹如一方圆形或方形的印章，压印在半干湿的陶坯上，这无疑就成了印章的最初形态。“可以说，陶与印是相伴而存、相合而生的。”谭玉伟告诉记者。

作为印章的“第一高潮期”的秦汉时期，印章制作达到了高峰，各种印章材料分级登场，而陶瓷材料却被拒之门外。陶印也有零星发掘，但大多为殉葬明器。唐宋是制瓷业的繁荣时期，瓷质印章在这一时期曾相伴而生，但终未形成气候，明代印学家甘旸曾说：“上古无瓷印，唐宋用以为私印，硬不易刻，其质类玉稍粗……旧者佳，新者次之，亦堪鉴赏。”这至少说明，甘旸是经眼了不少唐宋以下的瓷印。

明清时期，印章进入了“篆刻艺术时期”，这是因为文彭发现了灯光冻石并引入了篆刻，实现了文人直接参与创作的自篆自刻时代，也可以说是叶腊石时代的开始。这种材料的广泛运用迎来印章史上“第二高潮期”。

烧制《奥运赋》工艺很复杂

去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谭玉伟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将着名作家王金铃先生的《奥运赋》用印章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谭玉伟第一次将篆刻艺术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尝试。330枚琳琅满目的瓷印，装了整整八个50厘米见方的大锦盒，重达50多公斤。单枚印章排列一行足有10米之长，此作品的创作，仅烧废的印章就达700多枚，报废率近70%！当年的7月份，该作品即应邀参加了“第十三届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此后，他又创作了两个系列，一个是由百枚瓷印组成的《齐国典故》系列，一个是《奥运中国冠军榜》系列。陶瓷印工序繁杂，工作量是普通印章的十到二十倍。说起这些，谭玉伟感慨万千。他说：“制作瓷印，先要用瓷泥制成坯体，晾干后再进行修整、雕饰、篆刻、施釉，最后烧成。由于烧制会收缩变形，开裂报废在所难免。陶瓷印最关键的就是烧制。一些烧了30多年窑炉的人不一定会烧陶瓷印。”因此制作这些陶瓷印时，每个他都要设计四五个方案，往往要烧制两三次。其中，“郎平”印章先后烧制了6个才算成功。

谭玉伟说：“烧制印章一般需要八九个小时。但这跟烧普通瓷器不一样，因为它是个实体，瓷器一般是空心的，很薄，可以加温速度比较快。而这个在300摄氏度以下就要烧4个小时，先要把里面的空气和水汽排出来，如果加温过快就会爆炸。”这些经验都是他在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

续写“千年之缘”

谭玉伟具有创作意义的第一件作品取材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表达佛学理念，他将创意设计引入。用53枚不同形状的瓷印组成“佛”字，基本造型确定之后，他选择了祥云图式，浮雕出的如意形祥云布满“佛”字整体表面。在浮雕的祥云和印面之间，他对印体进行了镂空处理，虚化的印体更增加了神秘色彩。他的另一件作品是由99枚印章组成的《弟子规》，全文1080字。谭玉伟将正文以12字为一段成一印，共90枚，加上9个标题印，恰好99枚。要将99枚印章组成的方阵统一起来，必须有与主题相关的设计元素。“他把提纲的25个字组成了另一个5×5的方阵，用活字形式刻出，立体地表达了主题。最有意味和奇妙的是《弟子规》最中心的思想“爱”字就在中心。

对于谭玉伟来说，瓷印创作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那些妙趣横生的陶瓷印章，续写了陶瓷材料与篆刻艺术的“千年之缘”，就像涅盘的凤凰，在烈火中得到了重生。